一、

庆安县火车站的一声枪响，引燃了一个强大的爆点，黑龙江省绥化市庆安县这个小小的地方被迅速聚光，记者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四名律师组成律师团高调介入，北京各路名人在网络上质疑事件起因及经过，一时间网上网下热闹非凡。其间，最耐人咀嚼的现象是：庆安县民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大举揭发之前上告上访都不能解决的官场腐败，从县委书记、县长、副县长，一直到局长、主任、科长等等都被举报。

同一时段，媒体又曝光了另一起县领导的集体弊案：隐在大山深处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凤山县，县领导动用国家防治地质灾害的5350万元资金，在出入县城的山壁上雕刻了一对大红凤凰。这两只鸟竟然用掉了5000万元人民币，相当于该县财政年收入的一半以上。当地百姓怨声载道，最后调查组揭开锅盖，原来这个壁画的实际造价仅有200多万元，其它费用恐怕都落到了主理县政的书记、县长、县人大主任等一系列当权者的腰包。这县里的三个最高领导，曾经为了各自分得一块肥肉，不惜把县武装部要建的新楼项目切割成三个标段，县委书记、县长、县人大主任各拿一个，然后交给自己的亲戚朋友承建。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据《半月谈》杂志报道，经梳理中纪委等权威渠道通报的消息后发现，自去年2月28日到今年4月9日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国至少有38名县委书记因腐败落马。请注意，这数字并不包括县长及其它县领导。

无疑，中国县政治理出现了危机，而且状况相当严重。

二、

县政，始于秦朝，是秦朝统治机构中的一个关键设置。当时，汉民族所居地设县，少数民族地区设道。县与道，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机构。万户以上的县设县令，不满万户的县设县长，县令县长主掌全县政务，受郡守节制。皇统时期，郡守、县令由皇帝直接任免，这便形成了著名的郡县制，有效加强了中央集权。

中国共·产·党的县政，大致沿袭了秦以来的模式，中央集权管治，县政府受上一级行政部门节制。不过，共·产·党政权对县委书记和县长的任命有所不同，并非中央直接任命，而是所辖的市委常委提名，省委组织部任命。

在近代中国，以县级为目标的“地方自治”，曾是一种积极思潮，晚清的立宪派也好，国民革命党也好，都对“地方自治”寄予希望。孙中山说过，“地方自治者，国之础石也，础不坚，则国不固。” 孙中山设想的操作模式，是以县为基本单位“分县自治”。1928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县组织法》 ，正式启动“县自治”。但是国民党在大陆经营的二十年地方自治，最终却归于失败。原因说来话长，在此不予叙述。

过去，县以下的乡里，几乎都是一种自治状态。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其《乡土中国》中提出了闻名遐迩的“双轨政治理论”。他指出，“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皇权，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绅权和族权，二者平行运作，互相作用，形成了‘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村治理模式，塑造出一个形象而又独特的描述传统中国政治运作逻辑的‘双轨政治’模型。”

“皇权不下县”是一条延续了上千年的规矩。所谓皇权不下县，也就是政府统治不下县，客观上为乡村社会的自治提供了空间。乡绅是乡村社会治理的主导力量，乡村交由乡绅阶层治理，乡村的公共事物基本上都是由绅士出面组织实施的。乡绅为了实施地方管理，可以自主组建民团和商团。同时，乡村宗族特有的权威和势力，维护着乡村的安定和秩序。

解放后这种平衡没有了，乡绅作为土豪劣绅被消灭，宗族祠堂作为封建传统被清除，农民自己的组织“农会”也不可再存在，所有农民必须服从村、乡、镇、县的四级管理。然而，当今这四层组织纷纷出现各种腐败之后，农民便陷入到“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无助境地。

中国历史上是个农民起义频发的国家，而且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也是采取农村包围城市取得的胜利，所以农民容易成为危险导火索，恐怕这是一个重要而又基本的共识，所以被特别重视。读者应该记得“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歌词吧，说到“农会“，自然的联想就是“革命农会”和“夺权农会”。为此，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后，工会可以有，农会只能无。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将来出问题会出在农民身上。

三、

中国现有两千多个县级单位，除去那些没有县政府的单位，仅是县委书记就有近两千人，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县委书记辖下管理着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口，他们集财权、事权、人权于一身，权力大得几乎无边，因此有人称县委书记“除了外交、军事、国防外，拥有的权力几乎跟中央没有什么区别”。

有报道经过调查得出结论，全国官场最腐败的就数县级机构，“决策一言堂、用人一句话、权力一把抓”，是诸多县委书记的特色。县委书记习惯以家长自居，县长不过是管家，从县到乡镇，各级干部都围着县委书记转，追着县级书记跑。已在监狱服刑的一个县委书记自述：那时只要我一开口，下面没有敢反对的。这是县委县政府机构的真实写照。

县委书记普遍深谙“要想富，动干部”的致富潜规则。不妨看看下面这些实录：山西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短短8个月卖出28顶官帽；安徽蒙城县原县委书记孔礼文，月均卖官受贿超过10万元；定远县原县委书记陈兆丰4年任期内，卖官110人；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离任前两个月内，集中批发了432顶官帽，提拔正副科级干部278人……

“多米诺效应”和“塌方式腐败”，在县一级的单位尤其触目惊心。比如，甘肃省华亭县原县委书记任增禄贪腐案处理后，牵涉出129名华亭县官员，几乎覆盖了该县县委、县政府以及各乡镇政府机关；安徽省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案被起诉时，起诉书上涉及的行贿者就达66人，几乎覆盖萧县所有的乡镇和县直机关以及该县四大领导班子。

本来农民的收人和福利待遇就远低于城市居民，再遭遇县乡大大小小各级官员掠夺般的中饱私囊，农民的辛酸和愤怒可想而知。可悲的是，农民无法维护权利，他们到市里、省里告状基本无门，赴北京上访又要被截访或被遣返受辱。已经进入21世纪10多年，可是还能时而看到农民跑到县政府大院前集体或个人下跪求公道的消息。在恶政和懒政下，农民要想体面而尊严地生活依然困难重重。

其实，中国共产党对县级贪官开杀戒，早在1934年就已开始。1934年，江西于都县委书记刘洪清与城市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刘福元、城市党总支书记余当文、贫农团主任易林合伙与他人合伙开酒店赚钱，亏损赔钱后，他们又合伙贩卖食盐，最后涉案的人员全部被撤职查办,其中5人被判处死刑。

新中国建立之初的1951年，刘青山、张子善在“三反”运动中被查出严重贪污盗窃国家资财案，当时中共中央为了杀一儆百，大张旗鼓把刘张两人枪毙了。其后，这种威慑确实镇住了大大小小的官员，官场上的贪污腐败一度几乎绝迹。

但是改革开放后，贪腐现象不但重生，而且越来越严重，近些年几乎到了“‘官’不惧死，何以以死惧之”的程度。最近不断发生这样的事例，一些官员倘若被纪委约谈，根本不等判决，人家率先选择跳楼自绝。

四、

今年初，习总在与县委书记们座谈时告诫：“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他还要求县委书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但是，从最近揭露出来的一系列案件看，县级腐败似乎并无有效收敛与遏制。

去年，在“县委书记的榜样”河南原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去世50周年之际，习专程来到兰考，特别提出“焦裕禄精神永恒”，用心可谓良苦。但是，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反腐败，一些县机构抱着“天高皇帝远“的心态依然故我。习牵头推行的新政，如何作用于基层，确实是个严峻而又紧迫的课题。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掌权人会让权力一直延伸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县政府机构里的第一把手县委书记成为腐败高危人群，显然与权力无边界、无约束密切相关。

县域与县政在我国的政治运行和国家治理中一直处于特殊又重要的地位,对于实现民富国强至关重要。古人曰：“郡县治，天下安；郡县富，天下足。”要想让中国真正走向国富民强，实现中国梦，县政必然不能拖后腿。

在当下追求改革的气氛下，顶层设计时不防把县政改革推到前位，让民主之风先吹进县一级机构，建立党政民多层参与的选举机制，构建与县政平行的司法制衡制度，对经济和财政决策进行质询监督，总之就是在分权状态下打造责任政府。

据悉，有关机构在研究县政改革的问题，也在提出改革的对策和方向，但是什么时候能够把课题变成践行，尚不得而知。目前，改革与危机在赛跑，局势的变化就在于谁能跑在前面。马玲 2015-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