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桩20年前的陈年旧案，成为压在一代法律人心头的梦魇，恐怕只有聂树斌案。4月28日，山东高院召集的聂树斌案复查听证会，从下午一直开到午夜，申诉方、原办案机关代表得以“背靠背”地各陈己见。
一桩20年前的陈年旧案，成为压在一代法律人心头的梦魇，恐怕只有聂树斌案。4月28日，山东高院召集的聂树斌案复查听证会，从下午一直开到午夜，申诉方、原办案机关代表得以“背靠背”地各陈己见。听证会后，围绕案件核心疑点、听证会程序以及旧案再审诸问题，公众对聂树斌案的讨论还在持续升温。
聂案复查听证会，与案件再审程序启动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各方解读或有不同，但共识在于，因为这个“机制创新”的听证程序，聂树斌案诸多细节得以破天荒地公之于众，相较于此前长达十余年的查阅案卷不得，各方的讨论终于有机会彻底摊开来进行(尽管，可能会有新的争议)。
听证程序引入刑事案件调查，是新鲜事物，山东高院也说是在“摸索”，激活听证的目的如其所言，在于让案件复查更加“公平、公正、公开”，这与此前开放代理律师阅卷的诚意与姿态相呼应。从程序设计的角度看，聂树斌案的这次听证会，与真正意义的庭审最大不同，在于听证采取了双方不见面“背靠背”的方式，代理律师陈述完毕便退场，随后原办案机关代表入场陈述，未安排辩论环节。因为陈述顺序的先后有别，原办案机关代表陈述期间，事实上针对申诉代理律师的诸多观点进行了不少反驳与释疑，但律师一方却没有了针锋相对的回应机会。
出示证据，展示观点，聂树斌案复查新增的听证程序都像极了正式的庭审，但因为交叉辩论环节的缺失而留有不小的遗憾。未经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依据，这是各大类型诉讼通行的证据规则，只有经过质证，才能去伪存真。参与听证各方陈述或足够详尽，但有针对性的辩论缺位，使得听证程序的后续走向、所能得出的结论以及对聂树斌案再审启动的影响，变得有些暧昧和模糊。
事实上，听证结束之后，参与听证的各方代表、法学专家的观点，并未有系统、全面的表述，听证亦无确定性结论出台。到目前为止，只有个别法学专家对外发表了某些倾向性意见，有媒体亦据此作了倾向性报道，从程序严谨性与公正性维度看，显然都并不合适。
听证前后，聂树斌案的各方证据、疑点，应当说都有了系统展示，现在最缺乏的，则是围绕证据展开充分的质证和辩论。从论述逻辑出发，原办案机关的陈述思路以聂树斌供述属实、可信为基础(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信赖，在王书金供述问题上的态度则相反)，但一边是反复强调彼时办案水平之不高，并以此作为诸多关键问题的解释，另一边又反复重申聂树斌案侦办过程之文明，在此语境之下看，七天七夜不入卷的所谓“突审”，更加耐人寻味。
当年据以定罪的核心是聂树斌口供，现在据以否认冤案存在、阻止再审启动的依然是口供，但究竟是口供与案发现场真的对上了，还是依据案发现场情况最终倒推、“突审”出了高精准度口供，不仅值得追问，而且必须彻查。与聂树斌案有关的各种证人证言，不论是20年前据以定罪、据以互相印证的那些说法，还是20年后被用来解释疑问、否认冤案的新证词，都需要逐一质证，重新审视。
何况，聂树斌自始至终没有提到的案发现场那串钥匙，王书金却能反复供述，最高法指定山东复查聂案之前，王书金自述遭遇河北方面威胁、逼迫，诸多蹊跷细节同样需要进一步调查和解释。相较而言，聂树斌“死后”还亲笔书写的上诉状，以及死刑执行现场究竟是雪地还是沙地，反倒对聂案再审程序启动与否的影响较为间接，其所引向的是对司法严肃性与庄重性等另外问题的讨论。
一场听证会，引来公众对聂树斌案的再讨论，可说善莫大焉，尽管听证程序之于聂案走向的影响，不确定性仍存，甚至争议再起。无论是处于核心角色的山东高院、代理律师以及原办案单位，还是在外围忧心忡忡的律师界、法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在聂树斌案的真相面前，尤其需要合力，需要对历史抱有敬畏心，回到对现有证据的辩驳和查证。20年，对个案正义而言，已经足够久，人们还在等待一个迟到的、确定的结果，它要足以回答围绕聂树斌案的一切疑问，同时足以慰藉和重建社会成员对法治的信心与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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