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刘仁文

应当承认我国现在死刑改革方面的进步是很快的：过去我们修改刑法，哪种犯罪严重了就增加死刑，但这些年死刑基本上没有增加，而是减少。

即便这次成功取消9个死刑罪名，还剩下46个死刑罪名，这里面还有大量的非暴力犯罪，即便暴力犯罪也要区分很多情况。那些严重的故意杀人罪目前肯定是要判死刑，问题是故意伤害罪也判死刑，就会导致这样的犯罪心理：反正杀人是判死刑、伤害也是判死刑，还不如杀人灭口。这样一来，一些案子可能就破不了了。所以，不仅非暴力犯罪要进一步减少死刑，暴力犯罪恐怕也不能一概而论。

我今年出了一本书叫《死刑的温度》，在书里面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几年以前在南京，有几个农村进城务工的打工仔想去别墅里盗窃，结果他们闯进的别墅住的是一家德国人。因为语言不通，惊慌之下，他们就把这一家人全部杀人灭口了。包括一对小孩——一儿一女，本来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夫妻两人也很恩爱，做公益事业，就这样被残害了。

当时国内外都很关注这个案件，在外交部的记者招待会上，有外国记者提问：这个案件你们会怎么处理？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的法律和司法是有我们主权的，不管是谁在我们国家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所以我们要按照中国的法律严肃处理这个案件。

报道出来以后，受害者的母亲，一个德国的老太太，专门飞到中国向法院写了一封求情信，说现在就算你杀了案犯，我的亲人也活不过来了，我不希望再发生一个悲剧，因为在我们欧洲，长期以来已经没有死刑了，所以在我们的观念中总觉得死刑是特别残忍的，我们代表亲属恳请中国的法官放过他们，给他们一个未来。我们的法院没有听取这个意见。这个判决是公开的，最后在判决书中特别说法庭注意到被害人的亲属提出了这一请求，但鉴于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特别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所以依法执行死刑。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这个案子过去以后，作为死者的朋友，生活在南京的一些德国人，因为再过几年也要离开南京了，就想了一个办法纪念这一家受害人。怎么个纪念法？他们发现那几个凶手都来自农村，原来总觉得凶手都是一些凶恶、对社会有极大危险的谋杀犯、凶杀犯，但他们到法庭上看到这几个人都是非常淳朴的，有的是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少年，当初是在恐慌之中杀了人。这些凶手实际上属于没有受过社会教育、没有上过学，在社会的最下层，找不到工作、没有生存空间的一个群体。所以，德国朋友们决定成立一个基金会，去赞助那些苏北农村上不起学的孩子，但不希望受到救助的人知道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基金会设立的时候，中国政府并不批准，后来它挂靠在另外一个慈善组织下面。经过多少年的发展，现在这个基金会的范围不断扩大，从苏北扩大到安徽以及很多农村地区，资助了很多的农村孩子上学。基金会的参与者，也从德国人扩大到了中国人、美国人等各个国家的人，捐款数越来越多。

我听了这件事情以后，很受感动。在中国，常常一个犯罪事件发生以后，把犯罪的人枪毙掉就画上了句号。我们研究刑法、研究犯罪几十年，会发现一个人走上犯罪道路，不管是一般犯罪还是凶杀案，都可能有非常复杂的原因。如果法律仅仅局限于把这个人枪毙掉，这个案子就算实现了公平的报应，整个社会和媒体就不再关注了，那么，犯罪的原因并没有真正解决，甚至更加恶化了。好多被害人也是，在非常悲痛的情况下，不想要任何赔偿，只想要把这个犯罪分子判死刑。可是判了死刑以后，执法就画上句号了。受害人的家庭得不到国家的救助，家里的劳动力没了，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困难，却没有人再去关注。

所以，通过这个事情我就常常想，悲剧发生以后到底要怎么去对待？我想南京的那个案例应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我特别希望国家、政府、民间能够关注犯罪的深层次原因，如果能够这样去解决问题，效果可能比简单地去判死刑会好一些。

（来源：中国青年报，作者为著名刑法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刑法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