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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能给北京和天津的关系带来些什么?

发布时间:2015-04-26      来源: 政见    点击:

 

 
摘要
 
天津在近代史上曾经作为北方的经济中心,而这一地位在新中国建国后被北京所取代。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全新的契机,天津需要跳出行政区思维的框架,重新思考自身的发展定位。

王晓阳

/ 牛津大学金融地理学专业博士生

前言:这是双城记的第一篇,京津篇;第二篇是京沪;第三篇是欧洲双子座:伦敦巴黎。120公里,30分钟的高铁,这是京津的时空距离。有人说,京津天生就像一对双胞胎,但一个营养不良,另一个却营养过剩。

 

一、近代史上的天津:北方的经济金融中心

 

开埠以前,天津就已成为华北最大的商业中心和港口城市,但却一直没能走到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直到 1860 年这个北方港口的历史被彻底改写,《北京条约》除确认《中英天津条约》仍属有效外,又增加了扩大侵略的条款,增开天津为商埠。“西方国家的先进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得以在这里迅速登陆, 使天津获得了比内陆地区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加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商业上比以前更加繁荣, 一个以天津为终点市场的北方外向型市场网络, 逐步地构建起来”。

 

为了适应中外关系变化的新形势,1861 年,清政府任命崇厚为办理北方三个口岸通商和涉外事务的 “三口通商大臣”,到天津就职。1870 年 11 月,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时接管原 “三口通商大臣” 的职权,不再回直隶总督保定府办公。天津逐渐成为华北的政治中心,同时握有清政府重要实权的李鸿章便以天津为基地,积极筹划各项洋务事宜,从而使天津成为北方的洋务运动和近代化的中心。李鸿章代表的洋务派建立机器局、开平矿务局,成立开平铁路公司,使天津成为中国最早有铁路的城市。洋务运动时期,天津的大发展奠定了近代工业化的基础。

 

李鸿章之外,袁世凯是天津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推行新政,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袁世凯在天津海河北岸开始开发河北新区,在新城区的规划建设中,率先在中国采用了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念,也称 “北洋新城”。1904 年,袁世凯在天津创办中国第二家官办金融机构—天津官银号,成为天津第一家新式银行,也是天津金融中心萌芽的开始。创建于 20 世纪前后的天津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和大陆银行,与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分别被称为 “北四行”、“南三行”。

 

1927 年以前, 总行和分行先后设在天津的现代银行, 共有 34 家之多。1932 年,本国银行在天津设立总行的有10 家, 占全国总行数的7 %;设分行的有 93 家, 占全国所有分行数的 9%;实收资本总额为 2548 万元,占全国银行资本总额的 12.169 % , 各项指标均仅次于上海, 居全国第二位,天津作为北方最大金融中心的地位一直维持到 1949 年之前。

 

根据复旦大学樊如森教授的研究,20 世纪上半叶,天津迅速发展成为北方最大的对外贸易、工业、金融中心和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截止 1948 年,天津的经济总量和城市人口数量都仅次于上海(图1:民国时期主要的工业城市;来源:《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因此,就其综合经济实力而言,它已经成为近代北方无可争议的经济中心。

 

二、新世纪的北京:崛起中的全球城市和节点城市

 

根据传统的区域经济学理论,一个经济中心的形成不仅需要经济总量遥遥领先,还必须引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一体化的进程,使所在区域成为一个分工明确、共同发展的整体,它具有较强的吸引能力、辐射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中心城市是经济区域中经济发达、功能完善、能够渗透和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行政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统一体。但 80 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进程却越来越推翻原有的理论基础。

 

80 年代以来,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思想鼓励全球化,开放国内市场,吸引外资,投资便利化,以信息化为平台,以经济金融化和跨国公司建立分支机构为手段推动资本全球扩张。而新自由主义的扩展在空间上需要一些门户城市和中介,它们就是全球城市,例如伦敦和纽约。根据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全球城市研究专家 Sassen 的理论,后工业化时代的全球城市应该是生产体系中处于节点核心位置的城市,比如跨国公司总部云集的北京。2013 年麦肯锡在城市世界研究系列中,将北京与东京、巴黎、纽约、伦敦并称为世界五大商务中心。在高度全球化的经济中,以北京为总部的企业,如四大银行、中石化、中石油、中粮等参与资本输出、跨国并购、矿产开发、工业生产和销售,体现了北京在生产网络中的控制、协调和辐射作用。截至目前,财富世界 500 强有 52 家总部在北京,超过东京和巴黎,位居全球第一位,在境内更是遥遥领先于上海的 8 家和深圳的 4 家。

 

Sassen 在全球城市的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假设:全球城市的发展将越来越脱离所在的区域,与区域中的其它城市的联系逐渐减弱,而与其它全球城市的关系将越来越密切。而北京作为一个全球城市的崛起与这个理论假设越来越吻合。在全球城市网络形成的背景之下,新的信息技术、交通条件和通讯手段的飞跃,使得北京城市发展需要的资本、人才和信息的流动与交换,不再特别依赖京津冀区域内部,如何与上海、香港等国内领先城市,以及伦敦、纽约和巴黎等全球城市互动,吸引高端的科技精英、金融人才,提升北京的全球竞争力才是北京未来城市发展的关键。因此,就不难理解北京与河北发展形成的断崖,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必要性了。

 

上海研究的先驱学者罗兹墨菲,虽曾在 1953 年把他的著作命名为《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但 20 年后他对中国城市作为一种变革力量的可能性却表示悲观。“像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从来没有被真正整合进中国宏大的经济社会风景之中。因而,他认为这些城市对中国发展的实质性影响是相当有限的。”(网络资源:上海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上海)这句话来形容近代上海的角色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事实,但是用来概述当下的京津冀关系却恰如其分。

 

三、 京津关系:从唇亡齿寒到恶性竞争再到协同发展

 

在历史上京津是唇亡齿寒的关系。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1840 年 8 月英舰以惊人的速度攻城略地,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本来主张战争的道光帝,眼见英舰迫近,慑于兵威,允许通商和惩办林则徐,以此求得英舰撤至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60 年 8 月,英法联军 18000 人,进占天津,扬言毁掉紫禁城,咸丰皇帝逃亡避暑山庄避难。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1900 年,联军攻陷大沽口,进而由天津进犯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惶西逃。

 

1949 年之后,京津原有的关系被打破,中央规划把北京建成莫斯科式的综合性的首都,而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中心。天津毗邻北京,北京利用首都优势集聚了大量的经济、政治和教育资源,产生 “大树底下无大树” 的现象。京津之间的恶性竞争不断,例如 90 年代中期北京的重工业的比重一度超过沈阳,工业总产值也曾经超过天津。在寻找出海口的问题上,北京也是绞尽脑汁,试图避开天津,例如合并秦皇岛的方案,与唐山建设京唐港,杀鸡取卵吞并塘沽区等等。

 

京津的关系在北京申奥成功后出现转折。2003 年,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启动,充分享受国企改革的红利和中国入世的优势,以筹备奥运会为契机,大力发展服务业。2014 年北京的第三产业比重已接近 80%,服务业增加值位居全国第一,信息产业、金融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而与此同时,天津的航空航天、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与健康、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增长,并利用北京的研发和人才,形成了独特的先进制造业优势。

 

四、跳出天津看京津关系

 

纵观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可以看出,一个城市体系一旦形成,除非政治和军事变动,在一定时期内都将保持相对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形成北京、上海和香港三大全球城市领衔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因此,天津很难在这样的城市格局下成为真正的一线城市。但是抛弃传统的行政区划思维,跳出天津看天津,天津未来可期。

 

社会地理学家 Castells 的研究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经济社会将形成一个网络状的组织,而现代通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这样的组织变成可能并加速形成。他指出在全球的尺度上,支配性的组织空间将是自由流动的,而传统的本地空间组织将屈从于这一支配性的流动力量,形成全球网络中失落或接轨的一环,进而决定其发展机会。目前北京的都市区(而非北京行政区)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因此如何与北京对接,加速融入全球经济网络体系中,将成为未来天津发展的关键。

 

随着中国(天津)自贸区获批、首都第二机场建设,京津第二高铁的修建,京津走廊将得到进一步强化,从北京城区-廊坊-武清-天津城区-滨海新区已经形成一个连绵的都市带,先进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和空港、临港产业都在这个区域内布局,未来 10-20 年京津黄金走廊将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与东京-横滨媲美的都市连绵区,而京津轴线也将成长为北京的全球城市区域。

 

《锋刃》中,东华洋行行长沈西林,在天津商界呼风唤雨。何为锋刃? “须得美石有锋刃而不刿,如端溪石者,发其光彩,则尽善矣。” 天津的锋刃在哪里?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天津自贸区的建立就是当下之利器。未来京津的双城故事中,天津无需像余则成那样《潜伏》在五大道,而是要主动出击,跳出行政区束缚,摒弃你是北京人我是天津人思维,真正的向北京《借枪》,引进人才和创新成果,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许檀:《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与天津城市的崛起》,《城市史研究》, 1997 年第13 - 14 辑

 

樊如森:《论近代中国北方外向型经济的兴起》

 

樊如森:《天津-近代北方经济的龙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2):40-50.

 

罗澍伟:《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吴松弟:《以天津为中心是北方经济发展的必然》,复旦大学禹贡网,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Castells, M. ( 1996 )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McKinsey. Urban world: Cities and the rise of the consuming class.

 

Murphey, R. (1953) 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assen, S. (1991) The Global C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assen, S. (2012) Cities in a World Economy.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Press.

 

微信编辑:徐驭尧 图片编辑:林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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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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