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今天政务的多元化、精细化、专业化相比，古代主政一方的地方官员无疑属于多面手。他们要负责一地的邮驿、盐政、保甲、警察、检察官、法官、公共工程、仓储、社会福利、教育、宗教、礼仪等等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事务。可以说，从民众的温饱生计、风仪教化到狱讼平决，都由地方官做主。所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民谚，绝不仅仅是一句戏曲台词，而是对官员的要求和鞭策。

文 | 马建红

来源 | 马建红的法律博客——“茶香与书香”

为官者的“为民做主”，首先表现在要“富民”，要让百姓过上比较像样的生活。这可以视为官员的一句承诺，也可以理解为百姓的一种期许。中国古代社会要求统治者要行“德治”，要做“民之父母”，像父兄一样关爱和呵护子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想民众之所想，急民众之所急，这些使权力的运行充满浓浓的人情味儿。

最早获得“父母官”美誉的“召父”和“杜母”，他们主要的“事迹”就表现在造福百姓方面。西汉元帝时的南阳郡太守召信臣，为政勤勉，劝民农桑，其“视民如子”的为政特点，获得“吏民亲爱”，因而被百姓尊为“召父”。近百年后，东汉武帝时，南阳郡百姓又幸遇一位一心为民的好太守杜诗，施政清正平和，体恤民情，他还修建池塘，广泛开垦土地，使郡中百姓家家户户丰足富实。南阳民众感念此二人的德业，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父母官”的尊称也由此而传之后世。因此，使百姓安居乐业、衣食无忧，也成为衡量官员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

然而，仅仅保证百姓的物质生活充裕是不够的，还要“富”而“教”之——注意涵养民众的德行风教，形成一个“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的生活共同体。“行教”的方式或寓于兴办学校中，或体现在解决户婚、田土、钱债等民间细事纠纷中，更要落实于官员的行动上。当有欺诈或不孝等案件出现时，那些名垂史册的循吏们通常做法，居然是先闭门思过，检讨和反省自己在教化人民方面的失误之处，“教化不行也”的自责，竟会成为辞官的理由。百姓的德行、伦理、风俗、礼仪等，属于由官做主的范围。

“为民做主”的金句，更通常出现于诉讼两造分别为官民的“剧情”中。在这样的案件中，当事人一方的官员要么强占民田，要么强抢民女，有的甚或还有命案在身，却仍能逍遥法外；作为另一方当事人的小民则无权无势，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希望碰巧能碰上一位爱民如子的“父母官”，才能沉冤得雪。主审官一定得是行政级别中最小的“七品芝麻官”，与当事人一方的官员地位悬殊。剧情的发展总是芝麻官运用自己的智慧，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敢于碰硬，惩治了居于高位的违法者，为百姓讨回了公道，然后很豪迈地点出其“为民做主”的题旨。这种在平决狱讼时不趋炎附势、能为民请命的地方官，也是真正能为民做主的父母官、清官、好官。

“为民做主”渊源于民本思想，也得自儒家视民如子的倡导。一方面，它给官本位社会中的百姓送来些许温情，给生活于困顿、蒙昧和如炽法网中的草民带来寄托或渺渺希望；另一方面，这种为民做主的仁德政治，却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个全能政府的出现。官员们要为百姓的生计、喜好、生活方式操心，要替他们定义幸福。当长期浸淫于这种“为民做主”文化中的人，突然咸鱼翻身，成了国家主人，而官老爷突然自谦为“公仆”时，社会立即患上了普遍不适应症，于是只得通过启民智、新民德，让百姓学会自理、自立和自主，让政府官员了解什么地方应该收手，因为老百姓的“当家做主”，意味着无需再有人来“为民做主”了。

眨眼间我们已经过完了21世纪的十多年，不过，现在的公仆们依然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为民做主”情结。在一个政务早已专业化、职业化、精细化的时代，我们仍能听到将“司法为民”作“为民做主”化的解读，体察到为政者思想一统要求下对现代教育的干预，而在社会发展由农耕进入工商的进程中，大型化工项目的引进、土地的强征、古建筑的拆除、撤乡并镇中古村落的消失等等，无不假“为民做主”之名。

联想到“能人”仇和在招商引资中大刀阔斧的“铁腕”推进，似乎只要GDP上去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就是造福人民了。关于PX项目在各地上马时所遭遇到的民众抵制，被为政者或专家斥之为“愚昧”，而主政者对这些项目的热衷，却要美化为振兴地区经济、造福乡里，仿佛只有靠政府做主，老百姓才能过上高品质的生活。近几日发生在福建漳州的PX项目爆炸事件，或许会为那些盲目自信自己判断优于民众的地方官，注入一剂清醒剂。

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为政者要少一些“为民做主”的情结，多一些对老百姓智慧和判断力的信任，这才是现代社会恰当的官民关系。

（本文发表在《北京青年报》2015年4月11日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