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监督渠道通畅，民众给出的“差评”会影响到官员的前途，想必类似的刁难会少很多。

5月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确定进一步简政放权、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类别时，李克强总理一连讲了三个故事，痛斥某些政府办事机构。他费解地发问：老百姓办个事儿咋就这么难？政府给老百姓办事为啥要设这么多道“障碍”？

总理讲到的三个故事中，“证明‘我妈是我妈’”就发生在前段时间。类似这样的情况其实并不少，在网上搜索“奇葩证明”，你会发现各种稀奇古怪的案例，像卖房要开单身证明，创业要开“不扰民”证明，找工作要开品行端正证明，真是中国之大，无奇不有。过去这样的新闻都是被当作笑话，如今则难免有些沉重。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新一届政府强调简政放权，光是2014年国务院会议就21次部署简政放权，迄今为止已经多批次下发专门文件。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自然而然期望情况有所改善，如今总理痛斥奇葩证明，有必要发问的是，简政放权遇到了什么问题？

简政放权难落实，首先是因为政府部门改革效率存在问题。和其他诸多政策落实路径一样，目前的简政放权工作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安排，再由各级政府上传下达继而在地方落地。这个过程经常会遭遇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困境，“不出中南海”当然有些夸大其词，现实中更多时候是表现为“落实慢”。因为各种人为障碍，改革的好政策往往难以落实。这些障碍具体是什么，体制外的人难以知晓，李克强总理过去谈及这方面的困境时曾多次要求简政放权要打通“最后一公里”，而在前段时间，他又痛斥“国字号文件国务院通过了还要处长们‘把关’”的现象。总理并非无的放矢，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还是处长重复把关，它们都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如何解决这种“制度性耽搁”，无疑是推动简政放权的关键。

简政放权难落实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改革往往会削弱官员的权力，而这种变化最终往往又会影响其利益。所谓庸政懒政现象，其中不少就是简政放权带来的条件反射，过去是乱作为，如今是于上敷衍塞责，对下不作为，喝茶看报式的单位生活死灰复燃。这一方面说明目前的官员考评和追责体系不完善，对“为官不为”行为尚未有应对策略；另外也提示我们，民众对官员产生的压力有限，诸如“证明‘我妈是我妈’”这类要求之所以被提出，除了政府部门内部关系未理顺外，客观地说，它们也将“官员敢于得罪老百姓”上演到极致。如果监督渠道通畅，民众给出的“差评”会影响到官员的前途，想必类似的刁难会少很多。简政放权都涉及到具体的权力，落实情况如何，民众最有发言权，打通“最后一公里”，不妨让民众出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