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官员财产申报还是在组织内部进行，公众难以进行监督。有没有虚假申报，公众无众知道。对于一些明显与收入不符的财产，官员是不会申报的。更为关键的是，组织考察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基于传统计划体制。

中央组织部发出通知，对做好2015年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作出安排。根据要求，从今年1月起实行干部选拔任用“凡提必查”制度，对拟提拔为副处级以上干部人选，拟列为副厅级以上后备干部人选，以及转任重要岗位人选等，一律进行核查核实。同时对随机抽查比例也做出了新的要求，由3%-5%提高到10%，以增强报告制度的约束性。目前，全国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申报工作接近尾声，核查核实工作将陆续展开。(《南方都市报》2015年3月25日)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越来越严格了，从过去的申报个人事项，到现在的凡提必查，随机抽查比例也提高。这对于遏制腐败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总体来看，官员财产申报还是在组织内部进行，公众难以进行监督。有没有虚假申报，公众无众知道。对于一些明显与收入不符的财产，官员是不会申报的。更为关键的是，组织考察很大程度上只是基于传统计划体制，官员收入主要靠工资，政府统一性强的情况下是有效的。官员财产如有多于工资收入的，可视为非法所得。

随着官员财产收入来源的多元，单靠工资越来越无法衡量官员财产是否合法。官员持有证券、字画，都属于个人财产，官员家人投资所得也属家庭财产范畴。做官不是要杜绝一切财产性收入。这种情况下，考察官员财产来源的合法性显得尤其重要，特别是考察官员财产与官员施政的关联性尤其重要。

官员的权力是重要资源，官员施政对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起关键作用，与此同时，官员个人财产增长也置身其中。地方发展的自主性，给官员个人施政以空间。有些官员完全可以依靠施政来使自己财产增值。官员施政与官员财产关系可以是立马显现的，可以是一段时间后显现的，可以是未来长久显现的。可以是定点的，可以是以面带点的，也可以是以点带面的。

家人持有有价证券的，官员通过偏坦性施政使其升值。通过掌握内部施政状况，有效地促进证券增值。个人买有房产的，可以更改规划，或者通过规划，促使房产地段升值。给自己家人工作的单位政策性偏坦，从而获得相应的家庭财产性收入也是有的。有些官员是基于自我的认识，在施政过程中促使家庭财产升值的。对于严格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来说，这也是不允许的。

组织内审查严格，更加促使官员通过一些不明显的施政利益输送，达到财产增值的目的。官员这样做了，因为目的不纯，施政背后肯定有损害公众利益所在。

不排除有官员因上述原因在组织内财产审报过程中被查腐败的。但总体上，组织对这种财产性收入考察缺乏有效手段。

一是人手不够，对申报官员财产审查都是个别性的，不可能对所有申报官员进行财产审查，更别说考察所有官员财产与施政的关联。有些官员财产与施政有明显关联的，并数额巨大的，不会申报。

二是即使针对个别官员进行重点审查，审查过程也不可能很严谨，因为组织部门不可能考察所有的财产来源细节，也不可能考察官员所有的施政细节。

三是对有些财产性收入缺乏政策关联性规定。有些官员明显在施政过程中有利益输送行为，上级部门因缺少规定而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例如官员字画收入。有些官员热衷于在书画协会挂职，以提升书画价值，增加家庭财产收入。有官员被查有二十几套房，后来都被认为是合法所得，背后显然缺乏政策关联性考察。

四是社会经济整体增长，官员财产随之上涨，财产增长与官员施政的关联更难分辨。

公众监督官员财产增长与官员施政关联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是公众可以挖掘出官员所有财产。对组织，官员可以虚报财产。如果向公众公示，官员财产则很难隐瞒下来，公众的眼睛无所不在。二是公众可以考察官员施政细节，将官员财产与自身财产进行比较。官员可能在施政过程中，通过损害别人的财产来达到自我财产增值的目的。也可能通过普遍利益增长，更快也提升家庭财产。公众通过切身利益考察，可以更清楚看清官员财产与官员施政的关联性。特别是这种关联性具有时空上的模糊性时，只有少数利益关联者才能从中分辨出来。

通过这种监督，官员不但不能通过施政进行利益输送，而是可使官员更专注于施政为公众谋福利。

很多国家和地区官员财产申报都要考察与施政的关联性。官员持有多少财产，分别是何种财产，在任期内如何变动，都是公众考察的重点。如有官员在任期内财产增长异常，完全可怀疑官员通过施政进行利益输送。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杜绝腐败的关键举措，其中官员财产与施政考察是重中之重。合理分辨官员财产与施政关联，公众参与是必不可少的。公众监督要有一整套科学设计，首先，要让公众去监督官员财产，官员财产要向公众公示，而不是只在组织内部公示。其次，公众监督官员财产要有有效渠道。公众既不能凭空随意指责官员利益输送，也不能完全没有质疑空间。公众提出质疑后，要有权威的评判机构进行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