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仲兵

 

一、户籍制度强化了城乡冲突

 

坊间流传着一则段子，一是：一群被困深渊的游客在顺着救援的绳索往上爬，那些顺着绳子已经爬上悬崖的人叫喊：快把绳子割断，别让他们跟上来！

 

还有另一个类似的故事，是说城市乘客在上公交车时，已经上来的人对外面还在挤着上车的人大声喊叫：车上挤死了，别上了，等下一趟车吧！司机，快点开车走！

 

这是对当前中国存在的城乡歧视现象最形象的描写，外来农民工，就是山崖下还在等着爬绳的人，同样也是站在车门边沿不上不下的乘客，身份和处境十分尴尬。

 

从深层心理上分析，这种“先来后到”式的霸权心理，属于典型的“资源短缺恐惧症”。这一社会病症的来源，是长达两千年的专制治理一直奉行弱民政策，采取饥饿治理，让人们一直处于一种可能因为资源缺乏而致死的心理恐慌。于是，平民百姓不得不向掌握公权者臣服，变得奴性十足；平等阶层之间处处勾心斗角，你争我夺，“拥有的怕失去，没有的想得到”，人人想以更多的资源占有量来保证可能出现断缺时的应急之需。在更大范围，导致了普遍的群体攻伐和阶层冲突。

 

新政权的户籍制，其实就是一部铁桶一般的“城乡二元户籍隔离法”。户籍制在继承了传统的饥饿式治理基础之上，进一步强化了城乡间的资源分配不公，导致了城乡两大群体空前的权利和利益失衡。一个小小的户口本，成为这个制度的经典代表符号，在它的上面附带了诸如入托、入学、就业、生产、分配、福利、医疗和自由迁徒等20多项与普通人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实利益，至于间接相关的权利和利益则更是多如牛毛，不胜枚举，其利益跨度之长，用“从生到死”来形容也毫不为过。

 

经过30多年的财富积累，国人生活质量略有提升，在一些发达地区，不少城市中产阶级正在寻求一种更加亲近自然、注重环保的绿色生活品质，逐渐开始逆城市化的“乡村回归运动”。与此同时存在的另一幅图景，则是更多的农村人还在为脱离世代的贫困而不懈努力。因为新政权对三农政策的长期偏见，相对而言，进城，似乎仍是农民脱贫的不二选择。于是，城市的后现代冲动与农村的前现代欲想不期而遇，产生行为和利益的对流和碰撞。只是，在城市回归乡村的过程中，人们并不想因此失去城市身份本有的种种社会权利和福利，而是要在此之上得到一种想像中的田园梦想。而进城的农民，显然尚不具备自我保护的制度合法性，也因此失去了平等交流的市场议价地位，于是在城市被视为“抢饭碗的人”的异类和和“侵略者”，而城市人进入农村，则成为“拉动当地经济发展”的财神爷和救世主。这种制度导致的不对等的二元互动，显得如此荒诞不经且又理所当然！

 

以失地农民为主体的外来流动人口，无疑成为户籍制的最大受害群体和最大的弱势群体。据2012年1月的国家统计局数据称，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71亿。所谓“人户分离”，就是指城乡二元户籍隔离制度造成的那些虽然妻儿双全、但为了谋生而不得不接受妻离子散这一严酷现实、到城市务工的外来农民工群体。这一数据，即现有农民工群体的大致规模。

 

对于农民工在城市遭遇的种种不公平待遇，人民日报于2015年3月15日刊文：特大城市粗暴控制人口难达目的。这说明高层也承认了城乡二元互动中的失衡错位现象，确是由于部份城市、特别是主政者的意识扭曲所造成。其实事情的复杂性远不止于主政者的个人吉好，而是因为坚固不化的户籍制度凝聚了城市主政者与城市居民的共同利益，形成了天然的利益同盟。主政者，只是这一现象的代言人。

 

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在2012“均等机会与社会保障”财新峰会上指出，户籍制度改革能同时促进公平和效率，鱼和熊掌二者可以兼得。不难看出，逐步取消歧视性的户籍制度，逐渐消解城乡差距，才是消解城乡冲突的前置条件和必由之路。只要城乡差距缩小了，户籍人口的危机意识自然就会淡化。同时，农民等外来人口转化为当地居民，也将成长为中国经济迫切需要的内需消费群体，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中国经济也才有理由保持持续增长。从长远看，这恐怕也是中国社会转型成功于否的一个关键因素。

 

二、渐进式改革需要全民总动员

 

改革开放，最核心的意义是对8亿农民进行“松绑”，农民从此可以相对自由流动，对生存环境用脚投票。特别是后来农村改革边际效应递减，农业人口开始大量脱离土地，流动人口因此大量增加，已表明户籍制度确立的“划地为牢”功能已名存实亡。由于户籍的限制功能仍然强大，农业富余劳动力通过第三产业、代工企业和建筑业进行转移消化的同时，农业工人却没有机会实现生产与生活的同步改变。这种割裂形态虽然为所谓“人口红利”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在短期也有助于具有中国特色经济的高速发展，但肯定不利于长期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并为后来深化改革留下诸多深层顽疾，为传统农业社会向城市工商业社会转型留下极大隐患。

 

在美国历史上，也曾有过农业人口向城市工商业转化的过程，其经验值得借鉴。“美国当时从农业退出的农场工人，通过政府鼓励加市场的双重作用，随着工业的发展慢慢融入到一系列新兴行业，如制造业的汽车、家用电器、计算机、医药、家具、服装等，以及如服务业的金融、中介、影视、餐饮等。从结果来看，让多数农业人口摆脱了重体力劳动，让社会产品和服务得到空前的繁荣和提到，让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得到了提高，毫无疑问是一个正确的决策。用这一组数据也可以证明转移的巨大成果：19世纪的美国，劳动力供养人口比为95：100，到了20世纪，降低到40∶100，今天则是3∶100。”这一模式和结果当然也完全适合中国。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说，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不是简单的一张纸，而是两种不同的福利体制，里面有巨大的福利差。户改就是要等农村福利和城市福利逐步接轨的那一天，让户口本上的价值差等于零。全国2.5亿农民工，转移一个农民工进城，全国的平均成本是8万元，加起来就是20万亿。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也指出，今后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人均市民化成本为10万元，为此至少需要40万亿元到50万亿元的成本。

 

这个成本从哪里来？一是60多年来工农业剪刀差使三农损失过大，所以财政支付必须担负绝大部份；二是通过可控、渐进的权利、福利制度改革拉平城乡差距；三是进城人口自筹支付小部份；四是政策上放开，允许各种性质的基金来补充政策空白；五是随着城乡交流和经济互利实现自然消解。

 

因为户籍制度的长期束缚，整个社会沉淀了许多短时间无法消除的硬性壁垒和隐形歧视，所以作为农业文明转型的具体内容，在城市化方面必须认识到农业人员的“人”的城市化的重要性，必须在政策面上体现平衡和公正。如果没有正确的施政理念和定位，一切改革不但毫无意义，而且城市利益群体还要为政策自私买单。具体细节则纲举目张，不必赘述。

 

总之，农民的现实尴尬和弱势，完全是制度性原因造成。要改变一个几乎已经让上下各阶层都习已为常，并认为这几乎是理所应当、本应如此的社会制度，实际上不限于制度本身，而是已经具备了需要进一步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的深层次内涵。梦想虽然是美好的，但现实是残酷的，中国要走出农业文明实现城市化，除了户籍制度本身，还需要从思想、文化、思维、意识等各方面进行自我改造。2012-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