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作者张林江，国家行政学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秘书长。

　　社会分层与阶级阶层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敏感的实践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的15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最快的15年，也是社会阶层分化、社会流动加剧的15年。如何客观分析、及时掌握社会阶层变化情况，正确判断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根据变化的国情、社情适时调整社会政策，无疑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当前我国社会阶层的基本情况

　　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往往取决于多个指标。一个社会中存在着多样化的资源，分别是以权力方式体现的组织资源、以财富方式体现的经济资源、以教育文化科技等方式体现的文化资源、以人际关系体现的关系资源。这几种资源的多寡，综合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而职业之所以是社会地位最直接的标志，因为其往往与一个人所占有的资源品种和数量关联度高。2002年，由陆学艺先生领衔的“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发表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该书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1999年所做的抽样调查数据和调研为依据，以各阶层所占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为标准作为划分原则，对社会群体进行大的聚类分层，划分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十大阶层。现在看，1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阶层的人数增加了，一些阶层的资源占有状况变化了，一些阶层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也有所变化，但是，十个社会阶层的分类仍然是能够站住脚的。因为，十个阶层的资源占有状况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十个阶层的排列位序也仍然成立，符合现实条件下人们的普遍感受。下面对各社会阶层的变化情况进行描述和分析。

　　第一个阶层是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他们是体制内核心部门的管理者或领导者。这个群体掌握最稀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处于优势的组织资源。由于实行“逢进必考”，且公职单位在我国职业市场中极具吸引力，整体看，我国公职人员队伍特别是进入中高管理层级的公职人员总体学历高，再学习能力强，拥有相对较高的文化资源。虽然这个群体的公开收入水平并不高，但由于福利保障较好，且不同程度地享受到一些职务便利和福利，在社会资源和机会配置中处于优势地位。这个群体1978年占我国就业人口的0.98%，2001年占2.1%，当前大约占2.5%，他们是改革开放以来获益最多的阶层之一。近年来，部分官员的腐败行为(特别是高级干部、数额巨大的贪腐行为)、部分政府部门及其干部的行政不作为、乱作为、行为失当等，引发了民众比较强烈的不信任和不满情绪。党的十八大后，随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和反腐斗争的深入，这一阶层的社会形象有所改善，但也出现了少数干部不适应的情况。从未来趋势上看，这个群体无论数量还是占比，增加都将较为缓慢，未来竞争会更为激烈。

　　第二个阶层是经理人员阶层，也是社会优势阶层。即在各类型企业中，虽然是非业主身份，但从事管理岗位具有管理权力的高中层管理人员，包括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员等。这个群体增长较快，2001年占比1.6%，2010年占比2.7%，当前估计占比超过3%。我国传统的经理人员阶层，主要是服务供职于国有、集体企业的中高级管理人员。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普遍建立，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大量出现，为了实现管理的专业化和职业化，主要依靠提供管理能力和经验、享有企业管理权力、超越工业社会“蓝领”“白领”的“金领”—职业经理人大量出现。这个群体享有企业内部的组织资源。由于现代企业管理的复杂性和企业生存环境的快速变化，客观上导致经理人员阶层往往也是文化资源占有量比较大的群体。他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很多还是某一领域的权威和专家，对于行业发展和企业管理，具有很强的判断力和敏感性。近年发展快速的MBA、EMBA、高级经理的教育和培训，成为这个群体成长壮大的重要推手。由于他们对企业的贡献较大，大多数人的薪酬、福利、奖金等各项收入可观。这个阶层近年来的经济社会地位不断提升，社会影响力扩大。

　　第三个阶层是私营企业主阶层。这是改革开放后的新生阶层，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国内外衡量改革动向的风向标，目前占比大约为3%。他们是社会投资的重要力量，极大地带动了社会就业，也为底层人群提供了向上流动的空间、机会和希望。截至2014年年底，全国私营企业达到1546.37万户，注册资本59.21万亿元。企业投资人应当超过3000万。近年来，私营企业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信息业、房产、钢铁、化工、食品、零售等许多行业，出现了一大批体量巨大、在全国甚至在全球具有相当影响的企业。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了一个新的财富群体，他们大多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利用电信产业以及互联网的兴起，在资本市场的推动下，财富快速增长。当前，总体看，这个阶层文化水平普遍提高，而且再学习能力很强，各级人大、政协机构中，都有相当数量的私营企业主代表和委员。另外，还有一些企业主热心公益活动、担任社会组织领导等，政治实力日益增强，开始比较大地影响甚至左右社会发展。因为某些企业主的财富来源合法性、行为方式正当性、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等存在可疑之处，所以也饱受社会争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推动全民创业、大众创新，营商环境得到很大改善，未来一个时期这个群体仍然会呈现快速增长的局面。

　　第四个阶层是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我们以前称之为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阶层近30多年分化很大，有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分别进入党和国家管理者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等。目前知识分子主要是指从事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具有中高级职业技术水平的人员。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具有一定自主性，是体制内外的非体力劳动者。30多年来其人数规模持续稳定扩大，布局结构发生重要变化。体制内的专业技术人员，仍主要从业于公立的学校、医院、科研机构等单位，大约有3000多万人;但在体制外，随着企业竞争的加剧，对技术的要求不断提高，私营企业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孵化器。仅以信息产业为例，就出现了大量服务于私营企业的工程师。大家熟悉的百度、腾讯、新浪、搜狐等公司，每个公司的专业技术人员动辄数千名甚至上万人。这些服务于私营企业的体制外专业技术人员，目前估算超过4000万人。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社会等级结构中属于俗称的“白领”，是中产阶层的重要来源。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由于教育、医疗、科研领域出现了谋利化取向，某些专业技术人员因行为不端，也开始受到社会批评。

　　第五个阶层是办事人员阶层。他们是协助单位和部门负责人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专职办公人员，是体制内外不占有生产资料的较低层非体力劳动者，主要包括党政机关低层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基层管理人员和非专业性文职人员等。这个阶层在我国增长较慢。在国外，这个阶层也是中产阶层的一个重要来源。比如，在美国等专业分工很强的国家中，秘书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美国大约有200多万秘书，占就业人口数量的1%还多。

　　第六个阶层是个体工商户阶层。他们虽然不比私营企业主那样有实力，但在解决就业、增加财政收入、方便人民生活、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这个阶层人数稳定增长，经营规模持续扩大，有一部分经营资产达到数百万元。截至2014年12月底，全国实有个体工商户4984.06万户，资金数额2.93万亿元。这个阶层是私营企业主后备力量，目前是城乡底层向上流动的重要阶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贡献不断增强。但同时，这个阶层量大面广，本小利薄，抗风险能力弱，由于城市管理、税收、社保等方面的制度支持不足，其变动频繁。

　　第七个阶层是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他们是商业和服务业中从事非专业性的、体力的或非体力的工作人员，包括体制内外第三产业中的受雇者和自雇者。在社会转型期，由于其技术要求低且无投资要求，所以能大量吸收劳动力阶层，但由于种种原因，2000年到2010年仅增加0.1%，发展严重不足。近年来，随着一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兴起，这个群体数量开始增长。比如，短短几年内，快递行业从业人员数量从几万增加到上百万。据中国快递协会预测，到2020年，全国快递从业人员总数将达到630万人。又如，旅游业的兴起特别是农家乐、定制游等各式旅游方式的出现，也成为商服人员就业的领域。

　　第八个阶层是产业工人阶层。这个阶层一个变化是数量的变化。1978—1988年，产业工人占比由17.3%增加到22.4%，1997年增加到23.7%，2010年为22.7%。目前变化不大。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持续，未来工人阶层占比仍处数量上升期。另一个变化是体制内产业工人规模减小，社会经济地位总体下降，主人翁地位和风光不再。同期，体制外产业工人大增，出现了“农民工”阶层，人数达到2.6亿。他们为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受到的制度性不公平待遇长期存在。农民工群体内部也在发生分化，出现了私营企业主、个体户、务工人员、无业或失业农民工等。

　　第九个阶层是农业劳动者阶层。2010年农业劳动者阶层占比是30.4%，比1978年减少37%。目前大约占比为25%左右。随着社会进步和新农村建设等政策推行，他们的现代意识日益增强，思想得到解放，观念得到更新，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同时，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民阶层内部发生剧烈分化，出现了农业劳动者、乡镇企业工人、外出农民工、农村雇工、农村文教科医工作者、农村个体工商业者、农村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干部等。总的来看，这个阶层规模仍然过大。从未来走向看，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特别是农村年轻一代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其规模将来仍会进一步缩小。

　　第十个阶层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包括生活处于贫困状况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沦为社会底层，基本不占有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

　　正确看待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

　　研究分层的主要目的，既有理论探究的意义，更是社会行动的前奏。为此，研究阶层间的关系，特别是判断这些关系是冲突型关系还是合作型关系十分重要。虽然“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提法仍然是主导性看法，但应当承认，我们要关注已经变化的社会事实，全面反映我国的社会分层新情况。

　　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也对阶层关系进行了一些适当的调整，主要通过党的政策调整方式。比如，对待私营企业主的态度及对待新生阶层的态度。较大的一次调整是，2006年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指出，中国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组成，集中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

　　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都是有指向的。选择了什么样的方法，就已经决定了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这一点，关于阶级阶层的研究非常明显。社会学有两个相对立的研究传统：功能论、冲突论。功能论强调秩序和稳定，冲突论关注不平等、剥削压迫、社会动乱以及社会变革等。功能论认为，一套有差别的奖惩体系对于社会的有效运作有存在的必要;而冲突论认为，对稀有资源的竞争，会导致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

　　什么是客观的社会阶级阶层研究视角呢?虽然马克思的理论对他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后来社会变迁的有些变化，他不可能看到。比如，工会力量的兴起，能以集体力量削弱资本家对劳工的束缚;资产阶级为了统治的需要，逐步建立了一整套保护中层、下层的福利制度体系;工业社会的发展导致了白领阶层的出现，等等，这就大大打破了他当时对于社会日益分裂为资本家—无产阶级劳动工人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的判断。一些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中产阶层成为人口的大多数，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开始社会分裂，反而促进了社会聚合，消弭了冲突性的社会矛盾。另外，统治者阶层迫于政党政治压力，不得不照顾中下层人民的利益，而大量社会组织、社区、义工等的兴起，甚至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兴起，都起到了社会整合的作用。

　　今天，从现实看，当代中国冲突性的阶级关系不再存在，但阶级冲突论的影响仍然存在。为什么这么说?

　　从当前形成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的条件来看，其一，虽然我们出现了劳资关系，在局部还出现了罢工等劳资冲突，但要看到，我国的劳资博弈建立在党和政府建立的运行平台上，二者间的矛盾是可控的，处于正常的互动区间。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资本家—无产阶级工人之间的两极分裂和尖锐对立。其二，劳资双方分别拥有工会和商会组织，但劳动者和企业主两个群体内部都没有所谓的共同意识，也没有形成针对另一阶级的共同行动。换言之，如果不形成阶级内部的团结，那么冲突性的阶级矛盾就失去了土壤，就很难激化。而且，我们能够观察到，当前即使出现了小规模的劳资冲突，双方也都会主动诉诸政府提供的解决问题平台和渠道，通过法律协商解决。而且，多数劳资矛盾集中于提高工资待遇之类经济利益诉求，这是根本有别于马克思意义上的、政治斗争色彩浓厚的劳资冲突的。后者是政治性的，是追求推翻既有统治秩序的。其三，我们看不到劳资冲突形成工人运动，产生领导阶层，领导工人进行革命。所以说，当代中国没有马克思意义上的冲突性阶级关系，特别是表现为矛盾冲突、统治与被统治对立的冲突性阶级关系，而更多体现为劳资两个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伴之以劳动过程中出现的支配关系和身份关系等。

　　虽然目前我国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冲突，都不是冲突性的阶级关系，阶级关系在未来时期也不会恶化、激化，但是，由于受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阶级的话语体系和分析框架在中国仍有一定市场，甚至在某一个时期，“左”和右两种理论都会引用阶级理论来批驳对方，这是要引起我们高度警惕的。

　　在社会阶层内部，由于仍然处于分化、变化中，内在质与量尚不稳定，所以，阶层关系比较复杂，未来变化方向尚不明朗。我国的社会阶层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而且仍处于比较大的变化过程中，社会流动仍然比较快。比如，未来我国仍然会有数以亿计的农民转入其他阶层。又比如，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人数将大量增加。总的来说，我国的社会阶层仍在分化变化中，而且阶层内部也在不断分化，内在质与量尚不稳定。那么，阶层关系会怎样呢?

　　先来看，现代社会三大精英阶层—权力、财富、知识三个群体，即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之间的关系。这三者间有两种极端的关系都是不健康的，会对社会形成显在或潜在伤害。一种是精英阶层结盟。通过结盟垄断社会资源和机会，打压挤占其他阶层向上流动机会，形成社会不公平不公正。权贵资本主义就是这种精英结盟的一个典型。另一种是精英斗争。由于精英阶层拥有的社会资源较多，社会动员能力和影响力强，如果精英阶层之间不能形成正常的沟通和合法合理公开的博弈关系，那么，他们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将会撕裂社会的团结，导致社会的分裂。国内外近30年内曾经发生的权力精英与知识精英之间的争论、冲突甚至斗争，都给社会留下了负面的影响和教训。现代国家内合理的精英关系，应当是合作而又相对制衡。从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看，由于中国共产党成功的阶层政策，三个阶层之间目前不具有形成冲突的可能。

　　应该警惕的是，目前出现了地方权力精英和财富精英过度接近甚至亲密的情况。我们从各种公开报道中，也会看到某些官商勾结甚至互相输送利益的案例。以至于吴敬琏等人提出要防止中国出现权贵资本主义的警告。另外一个应当引起警惕的情况是，近年私营企业主阶层和部分收入较高的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因为种种原因移民到国外，出现了“弃船”移民的浪潮。这种享受了社会发展成果不承担社会责任的现象，对整体社会信任建立影响很大，也会造成社会精英群体之间的力量失衡，应当引起注意。

　　再来看，精英阶层与其他阶层之间的关系。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会不会利用优势地位，形成对其他阶层的权力剥夺和利益剥夺。这种关系主要有三种，即贫富关系、官民关系、劳资关系。影响这些关系的因素包括：一是优势阶层已得利益来源的合理性、合法性。调查表明，多数老百姓对于互联网时代的知识精英财富取得比较认可，而对早期那些通过倒买倒卖、权力寻租、黑市交易等方式取得的财富比较反感甚至厌恶痛恨。二是资源分配的差距程度。比如贫富差距大到什么程度、民主的程度如何、企业收益的分配比例怎样等。虽然研究表明，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衡量标准，但总的来看，差距过大的危险显然要大过差距小的危险。因此，为了缓解贫富关系，一定要想办法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并调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避免收入差距过大。为了缓解劳资关系，就一定要让出资方和劳动者两方都能公平享受到企业经营收益，而不能畸轻畸重。从这些角度看，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过大已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我国的劳资关系也不可掉以轻心。虽然近年因劳动力短缺，劳动者的市场议价地位有所上升，但大量的中小企业受经营环境影响，资金普遍紧张。一些地区罢工之类的群体性事件屡屡发生。这三个方面的关系是不容乐观的。由于我国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叠加，这些矛盾的解决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必须引起注意。

　　再来看，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劳动阶层之间的关系。这些阶层包括：中低层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个体工商户、产业工人、农民等。在历史上，这些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主要发生于劳动竞争领域，即一个群体因为担心另外的群体挤占其劳动岗位而发生矛盾。比如，美国就因本地人与外国移民之间互生仇恨发生过较大规模冲突，其主要原因是本地人认为外来移民用低廉的工资夺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从我国的情况看，虽然社会中下层的劳动群体数量庞大，但似乎劳动阶层之间及内部没有发生过就业竞争的情况。有社会学家研究还表明，当农民工进入传统的国有工人就业领域时，二者间没有发生冲突，国有工人反而实现了职业向上流动，比如转化为包工头、监工或者技术指导人员等。我们倾向于认为，未来中国社会中下层的劳动阶层之间至少不会发生大规模的直接对抗和冲突。

　　最后，要关注社会边缘群体—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虽然他们是否能构成阶层在理论上还存在争议，但从国内外历史看，就业状况不好的青年学生、生活出现困难的军人群体、权益得不到保护的底层干部，经常会组织起来，可能做出不计后果的强势行动来，这要引起一定的注意。

　　总的来看，当代中国的阶层关系虽然比较复杂，但大致能得出结论，即虽然没有能转化为直接行动和冲突性的破坏性阶级斗争与阶级冲突的可能，但一些阶层关系处于较高的压力态势，调整官民关系、劳资关系、贫富关系，是阶层关系调整的关键内容。同时，要高度重视一些影响阶层关系的其他因素，比如信息社会的影响、社会组织方式变革、民族、宗教、性别等因素。

　　因时因势加强对社会阶层的政策调适

　　今天的国情、社情客观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社会阶层的分化和重组。现在我们更多的是运用阶层分析法，研究社会发展程度、社会分化程度，加深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帮助制定针对性强的社会政策，促进我们提升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这事实上代表了我们执政逻辑的一个巨大转化。所以，我们选择分层理论的时候，要看到已经变化的社会事实，要实现执政逻辑的转变，根据新的情况作相应的政策调适。

　　作为执政党，要避免用冲突性的阶级理论指导实践，同时，要及时进行理念转化，根据社会客观分化的现实及时调整策略。近年来，关于阶级、阶层问题的讨论，经常成为社会热点，引起很大的社会影响。2006年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提出新社会阶层的提法，已经将近10个年头。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过程中，社会阶层状况及其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认识，也日益显示出与社会现实的脱节。为此，有必要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对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作出新的判断和概括。同时，通过中央文件为阶级、阶层、中间阶层、中产阶级等概念“祛魅”，减少这些用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从而统一思想，调动各阶层、各群体的积极性，将全社会的力量集中到“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的奋斗目标上来。另外，还应当尽早考虑在阶层关系明晰的基础上，加快推进我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

　　正确分析、适时调整社会阶层关系，应当成为我国当前社会政策的一条主线。由于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仍然在变化中，与理想的橄榄型结构存在很大的距离。为此，要通过社会保险、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政策与发展型财税政策、就业政策、分配政策、劳工政策、城乡关系政策等多种社会政策组合，尽快扶持抚育社会中间阶层，缩小农民阶层，为社会下层提供向上的社会流动空间，营造各阶层认同理解的社会制度环境。

　　中产阶层是一个经常引起争议的概念，因为每个人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异。国际社会多从财产的角度来考虑，我们理解的中产阶层与此不同，是指几个阶层内部群体的组合，是占有一定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以及社会机会，但并未取得绝对社会优势的若干群体的组合。这一阶层可以分为中上层、中中层和中下层。社会中上层包括：中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等企业主。社会中中层包括：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中高级技工、农业经营大户。社会中下层包括个体服务者、工人、农民。　　为什么强调要培育中产阶层?这是因为中产阶层具有正向的政治、经济、文化功能。从政治功能上看，中产阶层人数居多，容易形成较为稳定的政治依赖群体，利益比较容易集中。而且，中产阶层由于占有一定资源，所以在政治上会偏于保守，比较强调秩序和稳定，是社会安定的主要力量。从经济功能上看，中产阶层人数居多，比较容易形成稳定的消费群体。从经济规律看，拉动消费主要靠中产阶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就是强调中产阶层的经济功能。从文化功能上看，中产阶层人数居多，比较容易形成稳定的文化共同体和比较一致的主流观念和文化意识。马克斯·韦伯当年就强调了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之间的联系，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中产阶层是社会走向结构稳定的人群基础。国际社会许多国家的变迁，也说明了这一点。日本“一亿皆中流”的社会结构、美国新老中产并存的社会结构，都保证了这些国家相对安定的发展环境。而菲律宾、泰国、南美洲诸国出现的社会不稳定和发展陷阱，与其说是经济、政治原因，不如说是因为社会政策不到位、长期没有形成一个中产阶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阶层结构，才造成了今天的被动局面。当然，中产阶层兴起后，不代表社会就太平无事了。从世界各国发展历史看，中产阶层崛起后，会提出相应社会改良、政治参与等方面的诉求，执政党要学习处理与这个混合阶层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实施包容性的社会政策，促进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与良性互动。

　　在社会阶层结构得到优化前，要畅通社会流动机制，促进资源和机会配置的相对均等化。一是要打造更多向上流动的通道。要从制度设计上为社会中、下层提供向上流动的资源和机会。此外，为全社会提供透明公正的各类职业、岗位的向上路径，如建立开放、公平、免费的各类职业、技能评价评估制度等。二是要更加强调社会流动中的自致因素。通过公正的社会体制机制建设，有效排除、降低外部因素或代际因素对每个公民社会流动的影响，防止“拼爹”现象。三是要注重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性。毋庸讳言，精英阶层对社会贡献较大，但单纯依靠贡献分配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必然导致贫富分化、官民对立和阶层间误读甚至矛盾。为此，现代国家无不依靠积极的社会政策，特别是公共社会政策加以调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各项民生和社会事业，利用政策机制调节阶层间的资源占有状况，促进全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四是创造良好的阶层互信环境。阶层、群体的彼此信任，是实现社会团结进步的前提。应鼓励通过每个人的努力和奋斗，保护合理的社会秩序，在提升自我资源的同时促进社会进步。片面追求不现实的完全平等不利于正常社会秩序的建设。精英阶层、群体占有较多的社会资源，为此不但不能“任性”，反而应当约束规范自己的言行。同时，精英阶层、群体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促进新型社会主流意识的形成。五是要防止精英阶层结盟和社会既得利益化。要防止资源过分集中，防范不合理的阶层、群体结盟，进而形成不合理的社会资源和机会垄断。要破除社会既得利益化，不允许一部分阶层、群体、个人占有优势地位后，设置排他性门槛和障碍。要通过有效的社会体制改革，建立包容性的各类利益主体公开公平的讨论、协商机制。

　　挖掘和利用社会资源，促进社会团结和合作。阶层关系的调适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社会资源再分配也必然伴随着阵痛。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阶层、群体间的社会矛盾、纠纷会大量出现甚至“常态化”。对此，应当创新社会治理，充分调动各类社会资源，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团结。如利用年节、宗族、民间结社、同乡互帮等传统方式可以实现熟人化、道德化治理。另外，西方国家在走向现代治理的过程中，社团、慈善、社区、志愿者、社工等机制在生成新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同时，也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整合机制，其经验值得借鉴。我们应当通过大力发展这些弥散于百姓间、服务于广大民众、更容易为社会所接受的治理方式，促进社会有机团结，弥补阶层政策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