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不小心加入民主党派，尔后又多年担任政协委员，侯欣一产生了“身份混乱”，他感到纠结，甚至有点痛苦。他一直想当一个纯粹的学者，过一种学术人生。
午的阳光微斜着照射在南开大学商学院大楼门前，受到门檐的阻挡，在大门边上一堵刷成深灰色的墙上，留下了明暗相隔的斜面光影。
摄影师让侯欣一站在光影之间，摆几个不同的姿势。连续8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侯欣一早已习惯了镜头，但多数照片是坐着发言，像这样的摆拍，他还是有点不习惯，动作略显僵硬。摄影师专门交代《南风窗》记者，“拍的时候和侯教授继续聊天，他会放松一些”。
拍了几张后，摄影师觉得还不够，请侯欣一再换几个姿态。“我不知道还能摆什么动作。”侯欣一有点为难。《南风窗》记者让摄影师做些示范，摄影师挠了挠头，“怎样才能拍出学者样，我也没啥经验”。
侯欣一今年刚满55岁，是全国著名法律史学者，专注近现代司法史研究，目前担任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同时兼任天津市农工党副主委。他担任省级和全国政协委员前后20多年，交往了各个领域的人物，考察了许多地方，也见识了不同“样子”的各式人等，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个读书人—他更喜欢用“读书人”这个传统说法指称知识分子和学者群体。
镜头下的光影形态难以描摹的“学者样”，却在侯欣一参政议政的经历中，乃至他的整个精神世界里打上了鲜明的底色，就像那深灰色墙上的光影一样。
设立“宪法节”；看守所不能归公安管，要中立化；国家领导人带头个性化休假……这些媒体高度关注的政协提案有一个共同的提案人—侯欣一。他已经记不清多年来总共提交了多少提案，但他有着清晰的“提案哲学”，比如，他坚持政协委员要有界别意识，要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发言。除了在专业范围内提出的一些具体提案以外，他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让政协开会开得更有效。
他还记得多年前当上陕西省政协委员后的第一个提案—《改变提案办理办法的提案》。当时他想，或许改变不了政协委员产生的方式，但是可以尝试改变政协开会的方式。当时政协都是闭门会议，公开性的理念在那时看来难以理解。闭门会议使一些政协委员养成了惰性，“有相当一批委员从来不写提案，开会也不发言，甚至不来开会”，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发言相当积极，但基本上是“自说自话”，外界也不知道。侯欣一觉得，可以通过推动会议的开放改变这些情形，因此他提案建议：政协委员的提案只要能公开的，一律在权威媒体上公开；被提案单位的答复也同样要全部公开。政协提案办收到该提案后，非常重视，认真讨论，却不知道要怎么答复这个“很怪的想法”。
2000年从西安调到天津工作后，侯欣一继续担任天津政协委员，继续提出这个提案。天津政协研究后答复认为，将提案和答复公开的意义不大，并且有些提案比较敏感，全面公开的条件还不成熟。尽管如此，从那以后，天津政协还是选择了个别质量比较好的提案和答复在报纸和电视上公开。近年来，政协会议的开放性进一步提升，例如全国政协每年都会编辑一本优秀提案汇编和优秀答复汇编，政协会场也向国内外一些媒体开放了。
公开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协提案的质量和影响力，但近年来“雷人提案”依然不断，“哑巴”委员或是缺席委员也常见诸报端，老问题依然存在。“相当一部分提案质量很低，很业余”，侯欣一感到，要让政协真正发挥出议政功能，还有许多方面要改进，最核心的便是提高政协开会的效率和效果。
全国政协会议主要分成大会和“小会”。大会基本是听各式报告，“小会”则是按界别划分进行小组讨论，侯欣一作为学者，属于社科界别，总共有60多人。小组讨论是委员们参与讨论最热烈的阶段，不乏“深刻、尖锐的讨论”，但是侯欣一总体上感觉“看似非常热闹，实际上却非常混乱”，原因在于委员们大多缺少“界别意识”。有些委员经常跨界别发言，例如曾有企业家委员提出要关闭所有网吧，一度引起热议。“政协是业余体制，委员们有本职工作，根本没时间调研”，如果不在界别内和专业内发言，就只能说些空话、套话，乃至胡话。
政协开会热闹又混乱的另一个原因是界别讨论时缺少议题设置的制度，例如没有一个界别发言人或是召集人来统一和协调不同委员提出的议题。经常的情况是，小组一次就讨论很多问题，议题没有条理，也无法形成核心诉求。
对于“雷人提案”，侯欣一认为要区别看待。有些政协委员故意讲些有个性的话，通过媒体聚焦“两会”的放大效应，利用雷人提案进行商业炒作。这类提案固然要限制，但也“不可能所有提案都代表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委员们来自不同的阶层和不同的界别，他们的提案也应该代表不同阶层和不同界别的利益。侯欣一认为提案的底线是不能仅仅代表个人或是个人企业的利益，也不能对自己所处的界别不管不顾。为此他曾提议，委员不要对非本界别的问题发声，还要形成机制，使提案不能和个人有直接的利益关联。
侯欣一自称是个“老政协”，最初进入政协时对这个制度不太了解，现在则有了清晰的认识。他对政协的两个基本评价是，政协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组织，又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中的政治组织。
按照法治思维，任何政治组织的权力架构、程序设置等方面都应该明确限定。对于目前影响政协开会效率的一些问题，侯欣一开出的正是法治药方，在制度确立上入手，但对于政协作为一个整体，放在中国的宏观制度框架下来看，他则认为“不要事先限定它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在官方表述中，政协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在侯欣一看来，相对于党组织和人大，政协在民主上进行尝试，更具有灵活性和可行性，因为“政协的位置比较超脱，成员素质比较高，没有太年轻的人，因此比较理性”。
作为常年浸淫在中国历史中的学者，侯欣一认为“协商是我们的优势，符合中国文化，是中国民主的一种方式”，可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根据他的政协经验，中国的协商一般是执政党与各界别去协商，“中国这么多事情，都由执政党亲力亲为，这不现实”。政协不同界别之间交流很少，小组开会也是按照界别划分。因此侯欣一提出，各界别之间也可以举行协商，例如在界别小组会议之外，还可以举行“跨界别联组会议”。他举例说，2007年修改《劳动合同法》时，如果工会、经济界和社科界的委员可以联组开会，那么“即使形不成共识，也可以知道对方的底线”，最终修订的法律就不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议。
多年参政议政的经历让侯欣一相信，政协对中国的民主政治有贡献，具有社会整合的作用，但他又感到政协应该提高开会的效率，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他20多年政协委员的经历中，每次会议都有提案，这是他感到比较欣慰的一点，但许多时候他是“说了也白说”，提案长期无回应，这又让他产生了无力感。例如他连续10年提出看守所要羁押侦查相分离，脱离公安部门的主管，交给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实现中立化，以此消除看守所存在的刑讯逼供和牢头狱霸等恶劣现象。
每次他都将提案写给中央政法委，但政协提案办总是将他的提案转交给公安部下属的监所管理局办理。面对一个要“革掉自己”的提案，监所管理局的答复也颇为尴尬，公开说自己无权办理，私底下则说，“如果上面决定了要移交出去，我们立即移交”。
侯欣一明白看守所中立化的改革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但他还是坚持反复提案。坚持的原因不是他急于推动这项改革，因为他其实理解公安部门不愿意交出看守所管理权的顾虑。
作为近代司法史的研究者，侯欣一用更大的历史尺度来丈量制度变迁，因此看待制度改革问题时，也具有更大的耐心。“相比解决一个具体问题，制度的改革难得多，越到后面越难，但是一个个问题改，总会得到解决。”
从晚清到民国、解放区，直到解放后的司法变迁史，侯欣一了然于胸。从晚清直到当前，司法改革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侯欣一看来，最核心的问题是，不论是民众、学者还是执政者，到底要一个怎样的法院，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共识。共识没有达成，不论怎么改都有人不满意，不满意就会导致反复。
晚清到民国的司法改革史就是一段曲折反复的历史。眼前新一轮司法改革大幕刚刚开启，虽然侯欣一总体上感觉乐观，但也观察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自相矛盾的现象，例如一方面进行强调专业化和精英化的员额制改革，另一方面又加强了强调大众化的人民陪审员制度。
“可以走得慢，但是不能倒退，不能反复，更不能方向性掉头”，对于制度变革，侯欣一有耐心，但也有底线。
在《南风窗》记者旁听的一节培训课上，主持人介绍侯欣一时，职务包括了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课上到一半时，侯欣一借一个相关的话题，向学员们澄清，3个月前他已经卸任了。“现在我可以见谁都批评，当一个相对有尊严的教授。”他笑称。侯欣一此前曾长期主持法学院工作。说起尊严，他在课上讲了一段令他不堪回首的经历。一个学生因为作弊被开除，家长到侯欣一这里来求情，在他面前跪了一整天，他没办法，也跪了一整天。开除学生的决定本来是学校做出的，但处理问题的压力却转移到学院头上，权责不统一的不合理性让侯欣一感觉很无奈。
有时候参加活动，主持人介绍侯欣一时，首先介绍他是全国政协委员，然后才是教授等学术身份，这让侯欣一感到很不舒服。多年担任政协委员，让侯欣一产生了“身份混乱”，他感到纠结，甚至有点痛苦。他一直想当一个纯粹的学者，过一种学术人生。当初不小心加入民主党派，尔后又成为政协委员，这层身份占用了他不少学术时间。近年来，随着知名度提升，许多人开始找他办事，向他诉冤，官方也经常请他参加各类活动，他能推掉的都推掉了，给学术留够时间。
侯欣一对知识和专业有发自内心的尊重，这主要是受到他父亲的影响。他的父亲没有上过大学，在国民党军队中自学医术，手术做得非常好。由于有国民党部队的经历，侯欣一的父亲在“文革”中挨整了，但是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很多受他救治的普通群众都认为侯大夫人很好，自觉保护他。父亲的经历让侯欣一相信，只有知识才是真正能够赢得人们尊重的东西。
因此学者始终是他最看重的身份，他相信自己具有学术天分和才华。各种职务中，他最看重的是中国法制史学会执行会长，这个职位代表了学界对他学术成就的认可。担任政协委员最令他难受的是来自学术界的误解，一些人认为他不务正业，很多学者也不把他当学者。面对这些质疑，内心很清高的侯欣一不愿做太多解释。
很多朋友劝他干脆不干了，一心做学者，但是现在他发现，当政协委员“总还能干点什么”，不想放弃这样的机会，毕竟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总还是有点家国情怀。
参政议政也让侯欣一近距离观察到了许多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经历。他感到知识分子和政治的关系在中国尚未合理化。一部分原因在于官方，另一部分原因在于知识分子自身。“官方过于强调知识分子要表态，应该允许知识分子保持沉默，否则会导致一些人投其所好。”虽然侯欣一在政协委员任上以敢说著称，但他也有不说话的时候，“良知不是要求什么时候都说话”。一些官方活动邀请侯欣一去参加，“都有结论了，就是找些学者去背书”，对于这些活动，他推不掉的，即使去了也不说话，“压力来自于自我，不说话完全没有压力，就是看内心有没有定力”。
侯欣一自己常年坚持的一个原则是，在领导面前只说真话。有一次他用很尖锐的话批评一项涉及基本制度的立法，“历史给了最好的机会，你们错过了，我认为你们缺少政治智慧”，发言交到最高层后，回应是“讲得很好，敢说真话”。
侯欣一认为，知识分子唯一的特长就是知识，不说真话，既可能误导官方，又可能使官方瞧不起。“现在一些智库，投政府所好，政府里边真正有见识的人，对他们结论的科学性、有效性是有质疑的。”
经常和侯欣一同组讨论的一些委员觉得他讲话太尖锐、刺耳，不给别人留情面。长期处下来，一些委员找到他说，“咱俩也就在爱国这点上能达成共识了”。侯欣一很反对一开口就说好话，甚至是只说好话的风气，因此在一些官方主办的讨论场合，他半开玩笑说，以后官方和知识分子对话时，要规定知识分子不能说好话，必须直面问题。
全国与省级层面上的政协，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平台，对于会上发出的声音，不管对错，官方很重视，会认真去听，因此是知识分子发言的很好平台。有一次侯欣一在全国政协会议的小组讨论上发言，讨论结束后回到酒店不到10分钟，一位并未在场的统战部官员就打来电话，说他讲得很好，让他整理一份发言稿，“保证上面很快可以看到”。
侯欣一最忧虑的是，一些知识分子缺乏认真做事的精神。现在政协委员提案积极多了，全国政协委员平均每人有两件提案，但是受理提案的部门觉得很多提案很“幼稚”，是“大路货”，“心里边可能瞧不起提案人”。有时候官方决策或是立法要面向学者收集建议，但“收回来的建议基本是随便写的，很少有认真考虑过”。根据侯欣一观察，官方实际上还是很重视认真做事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做事如果更认真一些，政治空间也会大一些”。
在学者和政协委员的身份之间如何平衡，侯欣一说他还没有找到平衡点，身份的焦虑始终伴随着他。侯欣一个人的身份意识，政协在国家制度中的功能，以及知识分子的时代角色，并不像那堵深灰色墙上的光影一样界限清晰，而是蕴藏着深刻的变化，也因此蕴藏着未必遥远的希望。
.jpg){kind=sm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