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地方军事实力派，北洋集团三足鼎立，各自拥有武装力量，但均无一统天下之力。没有权力和武力基础的国会之所以存续，有赖于各方力量的相对平衡。一旦权力制衡的三角坍塌，国会也只能沦为一片瓦砾堆。
千呼万唤的民国国会为何仓促谢幕？
近日，《段祺瑞传》出版，段祺瑞是民国初年的风云焦点人物，辛亥革命后他通电共和，要求召开国会并请清帝退位。但历史吊诡之处在于，1925年段祺瑞下令取消《中华民国宪法》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曾经为国会体制“接生”的他又亲手为国会下达了“死刑通知书”。国会体制是中国大陆至今唯一的一段多党竞争、民众投票、议会选举的时代，本着学习西方先进制度的需要，国会在晚清便开始孕育，并在辛亥革命后“千呼万唤始出来”，但却只经历短短13年便谢幕。回到当时的特殊时代背景下考察，国会体制失败究竟是何原因？
国会体制在一片欢呼雀跃声中诞生，它所降临的“产床”即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却无法支撑其蓬勃生长。清帝退位出现权力真空，军权、财权被地方势力牢牢握在手中，这种碎片化的格局成为国会政党体制运行的“拦路虎”，其表现在军事，政党，党派与袁世凯之间的互动三方面。
▲袁世凯（1859年—1916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北洋军阀领袖。
从军事范畴看，袁世凯不能实际掌兵，致使北洋派个人势力加速膨胀。地方军事实力派互相制衡，无力染指中央，奉袁世凯为共主。一旦袁世凯意欲削藩，便群起而反。从袁世凯执政和称帝后的遭遇来看，他还不足以将碎片粘合。
政党方面，民国肇造，处于萌芽状态的政党如同松散的流沙，而非紧凑的混凝土。各个党派之间，跨党或“跳槽”、党派合并或分裂屡见不鲜，不少政党甚至无法控制自己的党员。清末取消科举，更多人将加入政党视作仕途渠道的延续。民初的各种职业团体并没有充分发育，议员们代表性严重不足，纯粹的政客是不少议员的身份“认证”，其组党的纽带仅仅是暂时的利益，而非任何社会团体和阶级的代表。
各个党派对于袁世凯的态度也绝非简单的二分法。传统看法认为，革命派激进反袁，立宪派保守挺袁，但这只是粗略的评估。实际上，为袁世凯强烈反对的《天坛宪法草案》正是立宪派和革命派共同制造的；而立宪派在二次革命时护袁，一定程度上是恐惧社会失序导致权力依托丧失。
不少人在哀叹国会体制的破产，总要寻找几个“元凶巨恶”，比如标准答案或为袁世凯及北洋集团，比如新近部分史家所不忿的孙中山和同盟会。在民国的建立上，应当承认北洋集团、同盟会、地方实力派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盟会付出了“无量头颅无量血”的代价，北洋集团和地方实力派为推翻清廷雪中送炭，为革命送上了“止血药”，终结了国内大规模流血的可能。北洋集团绝非摧毁国会体制的元凶，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碎片化的集团，袁世凯尚且不能操纵自如。
面对着碎片化的时代，不成熟的国会制度很难有发挥的空间，也没有充足的时间去发育，他面临的是“时间胶囊”的尴尬。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的紧迫重担，对于不成熟的竞争式政体，可谓举步维艰。
没有任何国家的议会政党体制是“设计师”们在白纸上精确规划的，它的奠基和落成只能源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博弈和现实力量的塑造。支撑国会体制存在的基础在哪里？这个基础也许是妥协。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地方军事实力派，北洋集团三足鼎立，各自拥有武装力量，但均无一统天下之力。没有权力和武力基础的国会之所以存续，有赖于各方力量的相对平衡。一旦权力制衡的三角坍塌，国会也只能沦为一片瓦砾堆。
不幸的是，各个政治集团的利益齿轮并没有精确咬合，反而方枘圆凿，最终摩擦起火，并最终导致这一制度在中国的落幕。二次革命便是制衡的天平失去重心的例子，1913年宋教仁遇刺后，国民党贸然发动二次革命，从而将自己的军事力量消耗殆尽。
北洋集团与国民党、国会议员之间的实际权力与纸面权力的背离和倒挂，各个利益集团的消耗性竞争是民国初年政治博弈的两大特征。
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即深刻体现了实际权力和纸面权力高度背离的情况。
拥有立法权的同盟会本意加强政府的行政权，采用国家元首拥有大权的总统制，但在袁世凯任总统已成定局之时，同盟会转瞬变脸，将总统制改为国家元首权力较小的内阁制，将袁世凯“捆绑”在虚设的总统之位。彼时的袁世凯是中国的“最大公约数”，是唯一有可能结束碎片化时代的人物（虽以失败告终），其麾下的北洋集团也是中国最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这种局面下袁世凯只能产生“舍我其谁”之感，怎可坐当内阁所摆布的木偶？假若宋教仁组阁成功，袁世凯是否袖手旁观？结局恐怕也不会那么乐观。
1913年制定的《天坛宪法草案》又是权力倒挂的经典案例。以国民党为主，立宪派为辅的国会议员们“关起门来”制宪法，赋予立法权对于行政权的绝对优势，甚至过分的剥夺了本应属于袁世凯的两项基本权力：国务院任命权和解散议会权。
▲孙中山（1866年—1925年），中国近代民族民主主义革命的开拓者，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缔造者。
但国会的权力基础在哪里？孙中山也认为，中国领土广阔，内忧外患，加强行政权力毋庸置疑。康有为、梁启超等社会贤达认为国家处于危亡之秋，国家强大的价值排序应优于“张民权”，行政权力应该在一定程度上“畅通无阻”。但国会成立以来党争频繁，民间似乎也找寻不到太多国会力量的源泉。国会议员在起草《天坛宪法草案》过程中一味逞强，认识不到其实际空间相当逼仄。
当自己的纸面权力几乎被新宪法“清零”后，袁世凯忍无可忍，在蔡锷等各省地方军事实力派的支持下，解散国会，并报复性的制定了总统权力独大的《中华民国宪法》，并逐渐走上了帝制的不归路。帝制失败，袁世凯离世也宣布着政治权威的彻底真空。
将权力放进笼子里是今日中国的语境，对袁世凯进行合理合法的监督无可厚非，但限制权力不意味着将最胜任之人贬抑到虚位之上，而且也没有证据标明袁世凯在1911年就意欲称帝。权力的不匹配使强势一方无法容忍，弱者拥有法律规定的权力却没有实际力量支持，宪法成为一张草纸也就“指日可待”。
消耗性竞争也是一种常态。在国会政党体制下，权力开放化，走出了密室来到阳光之下，但转瞬又陷入如何分配权力的泥淖中。良好的民主可以办好事，但完善的政治运转前提必然是能办事。各个政党派别之间的羁绊掣肘，让政治运转寸步难行。部分党派恐怕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很难养成“忠诚的反对派”习惯。北京临时参议院第一任总理唐绍仪组成的混合内阁，左支右绌，被各个党派前后夹击，第二任陆徵祥内阁由于政党竞争对抗，被全盘否决，两届政府转瞬倒台，引发各省督军包括蔡锷等人对国会的一致谴责。
府院之争也成为国会体制下的“必修课”。袁世凯与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不可避免的在某些政务处理上“狭路相逢”，冲突不止，以致唐绍仪挂印而去。1917年，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因为参战问题意见不合，使国家运转陷入僵局，致使张勋引兵入京武力干政。
在军事和政党都呈现碎片化的时代，在内忧外患缓不济急的时刻，尽快成立统一的，高效的，有权威的政府才是头等要务。国会政党体制如果不能完成这一任务，恐怕也就没有太多存在的必要性。
袁世凯离世后的中国政局，如同涨满汽水的盖子被崩开，沸腾的各股力量喷薄而出，肆意生长。权威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任何中央制定的宪法，国会，都如草纸一般，武力横眉立目，宪法低眉垂首的失序时代降临了。
▲1908年3岁的溥仪登基成为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左图）；1917年张勋复辟时，溥仪再披龙袍，登基继位(右图)。
1917年府院之争导致张勋复辟，国会第二次被打断，且基本失去了普遍认同的合法性，可以任由枪杆子随意解释。
1917年后，历届国会的起扑无不跟各系军阀之间武力消长有直接关系。安福国会建立在皖系枪杆子的基础上，为北洋集团提供合法性，其孱弱的生命得到延续。而孙中山在南方继续“闹革命”，并得到南下议员的支持。各地军阀互相征战，从内容来看曹锟时代的宪法是最完备的。然而，这种宪法却没有任何实现的空间，冯玉祥发动的兵变就使其弃之如敝履。1925年，段祺瑞宣布法统断绝，从此中国的土壤上再无国会。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实验宣告破产。
国会体制在13岁（1912至1925）时宣告夭折，民初梁康二人皆认为国会权力过大会导致行政权寸步难行，无法应对满目的危机。在接踵的革命年代，这段历史沉入史海，锈迹斑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很多人喜欢“老树开新花”，用现实的语境和概念去诠释曾经的历史，赋予历史新的意义。当限制政府权力成为新的语境时，这段历史便又被打捞出来，镀上了新的色彩。
民初国会制度短短13年，由于其代议制、人民选举、多党竞争的形式，成为部分国人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国会为限制政府权力所做的努力都被视为前人对民主无限追求的表现形式。现实利益锻造现实政治，现实诉求也可以为历史塑形。值得思考的是，今日人们对民初国会政党体制的挖掘中，被夹入了多少现实诉求？在当时特定环境下，国会和政府应该如何分配权力？显然，康梁、蔡锷等人的看法与今人视角大为不同。
碎片化的格局，不成熟的竞争式权力分配体制，迫在眉睫的国内外局势，这三者的碰面，恐怕很难是一场美丽的“邂逅”。社会科学没有标准公式，民主的形式也不具有唯一解。在民初国会政党体制的崩溃的历史教训中，除了为之扼腕叹息，高唱“后悔史学”，是否还应该具体时代具体分析，找出其失败的复合原因？
【重大事件时间表】：
1911年12月3日，各省都督府议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国政体为总统制，总统拥有较大权力。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被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3月8日临时参议院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限制袁世凯，政体改为总统权力较小的内阁制。此外在约法中，总统和内阁总理在职权上界定并不清晰。
1912年3月13日，唐绍仪就任内阁总理，6月15日辞职
1912年6月29日，陆徵祥就任第二届内阁总理，8月20日称病辞职,9月，赵秉钧就任第三节内阁总理，半年以来的混乱政局才短暂平息。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政党内阁成为泡影。
1913年7月—8月：二次革命爆发，随即失败，国民党武装的制衡作用不复存在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
1913年10月：:《天坛宪法草案》完成，该草案设计了国会权力独大的制度，袁世凯被“束之高阁”，25日，袁世凯通电各省军民长官，反对《天坛宪草》，蔡锷等各省军政大员群起响应。11月4日，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国会运作陷入瘫痪。1914年1月,袁世凯解散国会。
1914年5月1日：总统权力独大的《中华民国约法》颁布，袁世凯独揽大权
1915年底—1916年3月：袁世凯称帝并失败，能够弥合国内乱局的袁世凯离世，中国成为可以和五代十国相比较的碎片化时代。
1917年3月—7月，府院之争再起，最终酿成“张勋复辟”，国会再度被解散，由于国会二度解散，段祺瑞拒绝恢复第一届国会，不少议员南下追随孙中山。国会在整个中国内的连续性和共识丧失。从此，国会合法性任由军阀自由诠释。此后的安福国会和曹锟时代，国会权威被枪杆子压制。
1925年4月24日，段祺瑞下令取消法统，同时取消《中华民国宪法》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段多党竞争国会体制失败。
文章来源：腾讯思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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