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把中央制订的基本理论、重大方针政策和本地实际结合起来，通过评论和新闻报道，源源不断地向社会提供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新思想、新建议、新问题、新经验，从而使党的方针政策在本地开花、结果，从而使党报成为领导机关所倚重的智囊团，广大干部所依靠的好参谋，广大群众所信赖的好指导，这就是本文所说的创造性宣传的基本含义。
党报要进行创造性宣传，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党报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党报——不仅仅是传达机构

　　 
党的新闻事业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作为喉舌，党报担负着传达作用一一上情下达，即把党的方针政策准确及时地报告给人民，让中央声音传遍千家万户；下情上达，即把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呼声反映给党和政府，从而沟通党、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
这种传达作用在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十分突出。比如说，解放战争时期，在我军主动撤离延安以后，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转战西北，在他们身边是两个单位，一个是总参谋部，一个是新华总社，依靠这两个单位来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指导全国的工作。党中央的许多方针政策、意图、号令通过新华社向全国广播。定期定时收听、抄录新华社的广播成为各解放区、游击区党、政、军所有部门的一件大事。
党的新闻事业这种突出的传达作用是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在革命战争年代，各抗日根据地乃至后来的解放区一直处在相互隔绝的状况下，交通艰难，通讯不便，党内文件的传递，中央指示的传达部极其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党的新闻事业成为传达中央声音的主要渠道，在某些情况下和某些方面成为唯一的渠道，依靠党的新闻事业来统一全党思想、指导全党工作，成为党的工作中特别重要的一环。在这样的条件下，党报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中央的声音，在相当程度上代替中央的文件和各部门的工作指导。直到现在，人民群众还习惯于把党报当作党的化身、党的代表，正是在那个时期开始形成的传统。同时，处在战争环境下的党报，其发行范围基本上在农村，报纸反映的内容基本上是两项：战争和农业生产。而当时的农业生产是简单生产，党的工作比较单纯。这样，党的各项指示，从工作任务到工作方法都规定得比较具体、详尽。党的新闻事业把党的指示传达出去，各级组织立即可以执行。
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总方针的实施，当前党报所面临的历史条件和战争年代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我们已经有相当完善、发达的组织系统、生产指挥系统，相当发达的交通通讯网络。党内文件的传达、开会布置任务、交流经验，各级领导到各单位指导工作等等，都已十分便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国民经济日趋现代化、社会化，各行各业之间以及各行各业的内部都呈现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国的幅员辽阔，在城乡之间、沿海和内地、边远地区之间在经济、文化方面千差万别；生产的发展使社会前进节奏加快，社会变动非常迅速。面对这样新的历史条件，党报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上就得采取和战争年代许多不同的方式。
诚然，党报仍然担负着向广大群众传达、解释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让党的方针政策家喻户晓。但和战争年代相比，这种传达的作用大大地降低了。现在，直接传达党的指示的主要渠道已不再是报纸、广播，而是其它媒介（例如：开大会，发内部文件等等）。
在传达作用减弱的同时，人们对党报进行创造性宣传的要求日益迫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非群体化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这种非群体化倾向在我国也日益明显。这就是发挥本地的优势，建立具有各自特点的经济、文化结构。面对不同的经济、文化、地域条件，面对迅速变化的现实，如何从本地特点出发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如何从宏观出发来搞活本地的微观经济，规划本地经济、文化发展方向，打开本地的新局面，如何来认识、解决本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新矛盾……，人们都在思考、探索。广大读者，尤其广大干部对党报寄予莫大的期望，期望党报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给他们以思想启发。一句话，他们希望党报不仅仅传达中央的方针政策，而且给他们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主意和办法。
今年四月，胡耀邦同志在视察太行山区时要求全国中青干部学会两大本事，“第一个本事是能够创造性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为什么要强调创造性地贯彻呢？胡耀邦同志指出了三个原因。“一是中央的政策是从全国情况出发的，我们这幺大的国家，中央不能把所有文件都规定得那幺具体、详尽，需要各地按照实际情况来办事情。中央特别强调，要改变过去那种统得过死的状况，这个问题各地按照实际情况来办事情。中央特别强调，要改变过去那种统得过死的状况，这个问题还要继续解决。二是新鲜经验只能在实践中产生，中央也是根据下边的实践来制定政策的，下边的同志有责任向中央提供新鲜经验。三是政策好了，可是在实践中不可能不出偏差，这就要靠下边主动向中央反映情况，及时地发出‘信号’。这三种情况，都要求下边的同志创造性地工作。”（《人民日报》1986年4月24日头版）这三点，也就是为什么要求党报进行创造性宣传的基本理由。
什么是创造性宣传
党报必须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无条件地宣传党的基本理论和重大方针政策。这是党的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问题在于怎样宣传。
当前，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有两种指导思想。
一种是，一般化的宣传。这种宣传就是照抄照转中央说过的话，而没有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他们仅仅用自己的材料去印证、图解中央的方针政策，用不同的材料重复地论证早被人们熟悉的结论。在新闻实践工作中，就是把党的方针政策作为新闻报道、评论的现成结论，把现成结论当作框框到现实生活中去套材料。这样的工作方式简单说来就是：党的方针政策+本地的材料=报纸上的新闻、评论。这样的宣传不能说一点作用也没有，它可以强化人们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记忆。但是，这样的宣传必然是呆板的。为什么读者感到我们的报纸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上一般化，缺乏吸引力？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这种一般化的宣传是对“党的喉舌”的误解。胡耀邦同志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谈话中就强调过：“总之，我们说党的新闻事业要作为党的喉舌，并不市说我们的新闻工作只能照抄照转中央已经说过的话。而是说，只要合乎中央的路线和政策，新闻工作者就有自由按照自己对客观事物的正确理解，进行新闻报道和发表意见的广阔天地，就可以而且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而这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是另一种宣传态度即创造性的宣传。
创造性宣传就是从本地实际出发，提出具体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观点、见解。在新闻工作的实践中表现为：他们深入到实际中去，把党的方针政策作为考察现实问题的方向、立场，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具体地说，它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为本地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指明具体的发展方向，规划具体的发展道路。比如：“对内搞活、对外开放”，这是中央的总方针，但究竟怎样搞活、怎样开放，各地就是根据本地实际来各显神通。从1984年开始，《重庆日报》根据重庆的实际，提出“两改（体制改革、技术改造）出效益、两线（城乡两条线）共发展，两翼（军工、乡镇）齐起飞，两外（市外、国外）齐开放”的宏观发展方向，并且围绕这样发展方向组织报道、评论，使得整个宣传报道生气勃勃。
二、提出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新问题，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各种建设。这种新问题，上至国计民生的大事，例如：关于打破“大锅饭”的问题，1984年3月《福建日报》提出了厂长、经理要求“松绑”的建议，不久推向全国，下至涉及到人们日常生活的问题，例如1979年《市场报》上发表的《北京的酱油为什么脱销？》等等。
三、敏锐地指出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过程中所出现的错误倾向，敢为天下先，敢放第一枪。1985年初，湖南省长沙市刮起一股商店“改换门庭”之风，经营家用电器的商店从四十多家一下子增加到一千三百多家，影响最大的是百年老店德茂隆酱园改营家用电器。比较合理的商业网点被打乱，给群众生活平添许多烦恼。商业部门的许多人还认为这是“改革”，是贯彻“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商业方针。而《湖南日报》认为这是对商业改革的曲解。从这股风刚开始刮起就抓主不放，在连续七个月的时间里，发表大量评论、报道，组织讨论，直到这股风刹住。
四、总结、推广适合本地实际的新经验、新方法，为陷于苦闷的广大干部出主意、想办法。在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从事工业、运输业、商业的人员收入高于从事纯农业劳动的收入，使大批劳力流向乡镇企业，出现了农业大幅度衰退的令人担忧现象。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各地都采取过一些措施，但情况依旧，而且越来越严重。《无锡日报》在1985年7月底总结了无锡县两个村的经验，一个是蓉南村的办法，把农田逐步集中到种田大户手中，建立家庭小农场，突破了农业承包的规模，使务农人员的收入至少不低于务工人员。一个是民主村，农业劳力流向工业，工业积累则分流一部分到农业，实现“以工补农”，为农业建立、完善服务体系，创办机械化试点，从而确保务农收入不低于务工人员。这两种方法都使两村的工农业同步发展。这两篇报道都总结了新形势下农业承包责任的新经验，非常具体、实用，在无锡市引起巨大反响，许多干部称《无锡日报》为他们解决了一个大苦恼。许多乡、村都从实际出发推广这两个村的经验。又如怎样打破“大锅饭”，使得职工真正能把自己的利益和企业命运联系起来？《人民日报》在1986年5月11日发表了《破产启示录》，报道沈阳市政府制订《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具体反映三家受到破产警戒通告的工厂的命运。这确实给全国的工矿企业一个启示：制订破产规定是打破“大锅饭”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五、抓住群众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疑虑进行针对性宣传，为群众排疑解惑。1985年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刹住有些单位滥发实物、奖金等新的不正之风。那么合理的奖金、福利该不该发？许多单位领导在犹豫、观望。新华社在1985年4月7日发出一条新闻《分清“滥发”与“该发”的界限，上海三钢发给一批科研人员一万八千元奖金》，稿子不长，全国各报几乎都刊登了，不少企事业领导好比拿到“黑头文件”，也照常发放了合理的奖金，稳定了一些职工的情绪。对外开放，大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效果究竟如何？这是1985年秋冬社会上的中心话题之一。有些人对此有怀疑、有疑虑。《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以人们议论较多的宝山钢铁总厂为典型事物来说明对外开放，大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对于四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宣传中不回避人们所提出的尖锐问题，肯定成绩，承认某些失误，这样实事求是的宣传令人口服心服。
这种创造性的宣传使我们党报的宣传充满活力，它像思想工厂一样生产出新的思想，源源不断供应社会。每当打开一份新的报纸，人们就受到新的启发，吸引新的思想。这样的报纸就会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人们。

　　 敢于实事求是

　　 
发挥党报的信息和人才优势，进行创造性宣传，需要改变我们的一些陈旧观念和过时的工作方法。“紧跟上头，闻风而动”的工作方式是当前影响党报进行创造性宣传的突出问题。对于上级的意图，不经过调查研究，不从本地实际出发，急急忙忙地用大量的材料去印证、图解，“上面一句话，报上一台戏”，大轰大哄，大造声势。这种工作方式是和创造性宣传相对立的。
“紧跟上头、闻风而动”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功利观有密切关系。而这两者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一方面，在过去僵化的经济体制下，人们的工作、生产只能照章、照计划、照上头指示办事，无需什么创造性。相反，从实际出发进行创造性工作、创造性宣传往往被认为是“离经叛道”，到了十年内乱，更是“大逆不道”。另方面，在“左”的思潮指导下，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高压下，党报也不得不“紧跟”，不得不“闻风而动”，久而久之，人们以为党报宣传就是“紧跟上头，闻风而动”。
现在，僵化的经济体制已被打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体制在逐步形成；我们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一个宽松的、和谐的好环境正在形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紧跟上头，闻风而动”。的老一套宣传方式不但于实际工作无益，而且已引起读者的厌恶。只有进行创造性的宣传才能适应社会需要。
毫无疑问，“紧跟上头，闻风而动”，上头怎么说，我就怎么干，既省力又少犯错误，即使出了差错，责任也由领导承担。相比之下，进行创造性宣传要经过自己的调查研究，提出独立见解，免不了出差错，出馊主意，既费心又冒风险。这就需要党的新闻工作者有事业心，有敢于独立负责的精神，敢于实事求是的勇气。胡耀邦同志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中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有高度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一定要有独立负责的精神，一定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发挥工作的自主性，只有这样，才能不间断地用大量言论和事实，来强有力地宣传中央的主张。”也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新的历史条件，才能开创党报宣传的新局面。

　　 创造性宣传——党报的优势

　　 进行创造性宣传，不但是党报的必须，而且是党报的优势所在。
进行创造性宣传，必备的条件是信息和人才。
信息是构筑思想的材料，全面的、的、丰富的材料是形成正确思想的前提。作为一张党报，社会上很少有哪个机构能够像它那样，和社会各方面建立如此广泛的联系，能够像它那样全面地及时地了解社会各方面的信息。它既了解国内外的总形势，又熟悉本地的情况；它既能及时了解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本地党政领导机关的部署、意图，又能够及时掌握群众的要求、愿望和情绪；它不但能获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条战线情况，还能掌握工业、农业、财贸、运输等各行各业的动向。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信息都涌向报社，宏观微观都能把握。处在如此优越的地位上，党报就能多角度、多层次的来考察现实。比如：
党报可以从宏观的角度来鸟瞰本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规划本地的发展方向，提出倾向性的问题。
它可以从微观的角度来考察各行各业、各企事业单位的兴衰，总结它们的经验教训。
它可以从社会各方面的相互联系中来考察问题，党、政机关和企事业的关系，政治和经济、经济和文化（教育、人们的思想）、经济和人们的社会生活，经济内部各行各业的关系以及产、供、销、人、财、物等各环节的相互关系。
在这样多角度、多层次的考察中，新观点、新问题、新经验就会层出不穷。
信息依靠人才来加工。当然，许多报社底人才还不能满足实际需要，记者编辑的知识结构需要充实、更新。但从整个社会来看，报社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社会上很少有哪个机构有当地报社那么高的知识层次。而且，多年的时间磨练，有不少记者编辑成为当地某一方面的专家、行家，常被邀请去参与制订某些政策、某些行动方案。除了报社本身的人才优势，它还能和社外的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建立密切的联系，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依靠他们的学识为报纸上的评论、报道出主意、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