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任何一个学科的学术研究工作，都需要方法的指引，需要遵循正确而适当的方法，拥有一套系统而高度自觉的方法论理念乃是一个学科成熟水平的重要标志。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研究方法问题，一是训名释义，二是思想诠释，三是比较异同，四是知人论世。要而言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需要正确地训名释义，恰当地在字里行间进行阅读和理解，完整地并符合其思想本义地诠释思想家及其文本的思想，乃至在比较中诠释，在诠释中比较，并最终通过知人论世的方式和途径获得对古今中外政治思想史的贯通性的宏观认识与深度理解。

　　 [关键词]政治思想史；方法论；训名释义；思想诠释；比较异同；知人论世

　　 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方法是获取知识的阶梯。从事任何一个学科的学术研究工作，都需要方法的指引，需要遵循正确而适当的方法，而且，只有恰当地运用方法，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认识和分析所研究的对象与内容。当然，任何一个学科的研究方法，不管是借自于其他学科，还是本学科所独有的，都有一个逐渐形成并趋于成熟的过程，拥有一套系统而高度自觉的方法论理念乃是一个学科成熟水平的重要标志，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学科也不例外。本文兹就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问题略抒浅见，论述一二，以求教于学界方家。

　　 一、“鱼之乐”：思想史研究的可能性问题

　　 人是一种使用符号的动物，主要通过语言来传情达意，然而语言本身却有其言不尽意的固有局限性，书面语言尤其如此，因为语言一旦文本化、固定化，便意味着作者或言说者的死亡。尤其是，承载着过去思想家之思想学说的历史文本，随着时间的流逝，其语言表达的方式及其思想论旨，对今人而言，可以说变得越来越陌生化了。那么，我们真的能准确理解这些文本并清晰地解读他们的思想吗？当然，传统的章句训诂之学、注疏正义之学和名物考据之学可以为我们提供极大的阅读帮助，但我们的问题更主要的关乎着人与人、思想与思想之间的沟通与理解的问题。

　　 在道家哲学家庄子和其好友惠施之间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寓意非常耐人寻味。据《庄子·秋水》篇，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按照庄子的观点，“我”（庄子）可以知道“鱼之乐”。按照惠施的观点，“你”（庄子）不是鱼，“你”就不可能知道“鱼之乐”。接下来，庄子按照惠施的观点反问道，“你”（惠施）不是“我”（庄子），又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之乐”呢？惠施以为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我”（惠施）不是“你”（庄子），固然不知“你”，而“你”也不是鱼，“你”不知“鱼之乐”，也就是全然无可辩驳的了。那么，到此，庄子真的是无话可说了吗？没有，庄子却出人意表地回答说：“请循其本”，当“你”（惠施）问我说“汝安知鱼乐”云云，事实上“你”已经知道“吾知之”才会“问我”，那么，我现在告诉你，我是在濠梁上知道的。按照惠施的观点，庄子“请循其本”之后的说法无疑是一种强不知为知的狡辩，有的注释者也将庄子的说法理解为偷换概念的诡辩[[1]]。不可否认，从一定意义上或仅从字面含义上来理解，庄子的说法的确有一种“狡辩”或“诡辩”的味道，而且，这一说法吸引了大多数人关注的眼光。但是，我们切勿忘记，庄子的说法是基于与惠施的对话而提出来的，而按照惠施的观点，或将惠施的观点贯彻到底的话，又究竟能够推论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庄子不是鱼，故庄子不知鱼之乐；惠施不是庄子，故惠施不知庄子；正因为惠施不是庄子，不知庄子，所以庄子不是鱼，也不知鱼之乐。我们不禁要问，这一推论真的能够成立吗？这一推论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一种谬论？对惠施而言，彼此不“是”的主客体关系在庄子与鱼、惠施与庄子（也可以说是人与物、人与人）之间造成了一种完全不能“知”的隔绝，既然如此，那么庄子和惠施两人又怎么能够通过语言进行有意义的交流、沟通和对话，而且彼此还能完全理解对方所说话的意思？事实上，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如果说人与人不能通过语言沟通交流而相知，那么人与人之间彼此交往与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将根本不能成立和维持，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人与物之间有意义的共生关系。我认为，庄子所谓的“请循其本”，正是要追寻这一“根本”，根据这一“根本”，如果我们承认庄子和惠施是在进行有意义的语言交流的话，那么，惠施反问庄子“汝安知鱼乐”的话语当中，便必然包含着多种可能的意涵，而不仅仅只有一种含义，既可能是问你如何知道鱼乐的，也可能是问你在哪里知道鱼乐的，庄子说“我知之濠上”似乎是指后者，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庄子前面说的一句话，即“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意即你既然问我“汝安知鱼乐”，就必然意味着我能够知鱼乐，而且你也能够“知吾知之而问”，否则的话，这一问题根本就不可能提出来。不同于惠施，庄子的根本观点是强调不同的人之间是可以相知的，甚至人也是可以知鱼之乐的，不同的人之间不仅可以通过语言来进行有意义的相互交流，而且，“由于移情作用，人也能分享其他存在物的世界，甚至分享非人类的世界。他甚至能理解他的敌人。”[[2]]相比较而言，与其说庄子的说法是一种诡辩，毋宁说惠施的观点更加荒谬。因此，相对于现代学者强调庄子说法的“诡辩”性，我认为古代注疏家为庄子说法辩护的观点更加合理而可取，如唐代学者成玄英疏曰：“夫鱼游于水，鸟栖于陆，各率其性，物皆逍遥。而庄子善达物情，所以故知鱼乐也。”反之，“惠施不体物性，妄起质疑：庄子非鱼，焉知鱼乐？”[[3]]有的学者认为庄子与惠施之间的分歧主要在于其认识论立场的差异，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事物的态度与方式，庄子所持的是一种直观感受的、移情体验式的和美学观赏的态度与方式，而惠施所持的则是一种主客二分、彼此割裂、人己离析、你我互“非”（你不是我，我也不是你）而不可知论的态度与方式，这的确很有道理，但二人之间的分歧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论的知识问题，更是一个本体论的意义问题，即人与人、人与物究竟能否相知而感通的问题。庄子认为，人与人、甚至人与物之间是可以相知的，不在于你是不是物、我是不是你，尽管“物性不同，水陆殊致”，但“达其理者体其情”，故庄子于“濠上彷徨”，可以“知鱼之适乐”，而“惠子云‘子非鱼安知鱼乐’者，足明惠子非庄子而知庄子之不知鱼也。且子既非我而知我，知我而问我，亦何妨我非鱼而知鱼，知鱼而叹鱼！”[[4]]

　　 庄子与惠施关于鱼之乐的论辩，同样适用于我们关于历史上思想文本的解读问题。古今时代不同，我们不是古人，我们能够知（深切了解）古人吗？文本代表一种独立客观的精神世界，我们不是文本的作者，我们能够准确解读文本的思想吗？如果我们认同惠施的观点，就会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反之，如果我们认同庄子的观点，就会认为这不仅可能，而且是理所当然或不言而喻的。综合庄、惠两位哲学家的观点，也许我们将处身在知与不知之间。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从“达其理者体其情”的意义上讲，庄子的观点似乎更合乎情理，然而，庄、惠之辩却也明确向我们展示了人与人之间所易于发生的认识的分歧、观念的误解和思想的冲突。而研究思想史的困难之处恰恰在于此，思必独立（不倚），想必别致（创新），始具思想的价值，方能启人之思想，然而，思想史的研究所面对的也正是由此而造成的充满认识分歧、观念误解和思想冲突的精神世界。

　　 那么，我们通过什么适当的方法才能顺利进入并更好地理解这一精神世界呢？

　　 《庄子·外物》篇另有一段名言：“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这是说，我们可以由筌得鱼，由蹄得兔，由言得意，而在目的实现之后便可以忘掉达成或实现目的的工具和手段。但就学术研究来讲，我们恰恰应该反其言而推论说：得鱼所以在筌，善用筌者而得鱼多；得兔所以在蹄，善用蹄者而得兔多；得意所以在言，善会言者而得意深。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亦有言曰：“盖饵巨鱼者，垂其千钓，而得之在于一筌；捕高鸟者，张其万罝，而获之由于一目。”（《史通·内篇·叙事》）推此以言，学术研究亦舍方法而无能有所成就。然而，既然得鱼在筌，治学由乎方法，故对为学之方、治学之法及在具体运用中得当与否的问题有所总结与反思还是十分必要的。

　　 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研究方法，前哲时贤已多有总结和论述。如梁任公在其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开山奠基的经典之作《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中，对研究方法问题已有系统的反思，并总结为三，一为问题的研究法，二为时代的研究法，三为宗派的研究法。[[5]]刘泽华先生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方式方法问题作了更进一步的细分，主要划分为如下六种研究方式和方法，一是按思想家或代表作进行的列传式研究，二是对流派的研究，三是对社会思潮和一个时代重大课题的研究，四是关于政治思想的重要概念、范畴如礼、德、法、刑、仁、义、爱、赏、罚、势、术等的研究，五是对各种政治思想进行比较性的研究，六是对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关系的研究。[[6]]

　　 另外，就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归属来讲，既可以将其划归为政治学，亦可以将其归属于历史学。而从后者而言，其研究必然涉及到史料的鉴别、辨伪和整理以及文献的校勘、训诂和考证等问题，因此，需要大量借鉴和吸取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成果。中国的政治思想亦多与其哲学思想密不可分，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与哲学史的研究交叉重叠处甚多，因此，研究哲学史的方法亦可以借鉴来用于研究政治思想史，中国哲学的许多名词、概念、观念和范畴亦正是中国政治思想的名词、概念、观念和范畴，如“天”、“道”、“自然”、“阴阳”、“理”、“气”、“性”等，搞清了它们的哲学含义，同时也就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其政治思想意涵，因为当这些名词、概念、观念和范畴被用来说明和论证各种政治现象时，“哲学思想就是政治思想”[[7]]。职是之故，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学者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系统反思和总结，如张岱年先生所著《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一书[[8]]，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来说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另如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所说哲学史的三个目的，亦同样适用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这三个目的分别是：明变，即阐明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求因，即进一步探寻思想沿革变迁的原因，主要包括思想家个人才性不同、所处的时势不同和所受的思想学术不同三个方面的原因；评判，即根据每一家学说在同时的思想和后来的思想上、在风俗政治上以及在人格上三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或所发生的效果，来对各家学说的价值进行“客观的”评判。[[9]]

　　 蔡尚思先生尝言：“研究学术，以方法为首要。”[[10]]有了方法，明确了目的，我们才能知道治学应如何下手，通过什么样的认识路径可以顺利进入学术研究的殿堂。学术的殿堂是神圣的，里面充满了吸引人去深思和探究的无穷奥秘，但方法必须是具体、明确、可传、可学的，方法无秘密可言。诚如清初大儒王夫之《俟解》所言：“语学而有云祕传密语者，不必更问而即知其为邪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现代学术研究不仅无独家“祕传密语”可言，而且它还要求研究者必须将自家的研究方法开宗明义地公诸他人，唯有如此，其他研究者才能依其方法而对其结论进行公开、客观而有益的批评与检视。可以说，方法论理念的自觉程度以及研究方法具体运用的恰当与否乃是一个学科规范性水平的重要标志，相同学科领域的学者正可以借以对这一问题的系统反思而展开深入的学术交流与对话，甚至是相互批评。

　　 二、得鱼在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下面，结合前哲时贤有关学术研究方法的具体论述，并根据自己学习和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些初浅的心得体会，我将着重谈谈以下四个方面或层次的研究方法及其运用问题。

　　 1．训名释义

　　 无论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还是哲学史的研究，训名释义即首先弄清一些重要名词、概念和范畴的确切含义，乃是进行理论分析的首要前提，是理论分析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能进一步去分析政治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些重要理论命题的思想意义，乃至考察某一种政治思想或哲学学说的基本理论倾向与性质。[[11]]

譬如，“究天人之际”，既是中国哲学思想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