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3年的我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分析报告中，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现象就呈现显著状态，未成年人犯罪时的年龄以14岁、15岁、16岁的居多，约占总量的三分之二，其中14岁未成年人犯罪比例明显上升。

　　根据2015年7月1日《检察日报》报道，青少年犯罪占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未成年人中14-16岁年龄段所占比重逐年提升，到2013年已突破50%。

　　法制网舆情中心曾专门对2015年1月至5月发生的见诸媒体报道的40件校园暴力，进行调查并出具了报告。媒体报道的校园暴力事件中，有75.0%发生在中学生之间，其中初中生占比(42.5%)比高中生占比(32.5%)高出10个百分点。而大学生(15.0%)、职校生(7.5%)及小学生(2.5%)占比较低。

　　据报告，在校园暴力事件的成因中，“日常摩擦”以55.0%的比例居首，“钱财纠纷”、“情感纠葛”分别以17.5%和15.0%的占比位列二、三位。此外，另有7.5%的暴力事件是由“偏激心理”引发。报告指出，这种心理带有很强的青春期烙印，甚至出现因看不惯对方相貌、行为而产生欺侮、殴打等行为。

　　另外，从对校园暴力处置结果来看，因恶性犯罪最终承担刑事责任的案件占比为27.5%，且以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等罪名判罚居多。

　　根据《刑法》的规定，不满14周岁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不管实施何种危害社会行为，均不负刑事责任。而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只有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爆炸、投毒等罪的，才应当负刑事责任，而且还需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惩罚为辅、教育为主的原则。这两条等于明确规定了对少年犯量刑的方向。

　　专家指出，现阶段我国对低年龄的犯罪缺乏中间性措施，国家应该把法律的障碍或者漏洞予以弥补。比如在很多的国家针对低年龄的未成年人在刑罚之外，专门设计以教代刑的措施，往往是针对未成年人身心特点所设计的一种措施。像这样的措施用于矫正未成年人，在我国是非常重要的。

[新特点]

女生暴力成关注焦点

　　梳理2015年上半年发生的校园暴力事件能够发现，“女生暴力”逐渐成公众关注的焦点。具体而言，呈现出群体性，表现为“多对一、多对多”，折磨措施一般与性、身体侮辱有关。例如最近江西永新校园暴力事件，多名女生约出被侵害者，对其实施罚跪、侮辱性殴打、扇耳光。一人施暴，接着其他女生继续上前施暴。法制网的调查报告显示，从性别上看，“女女暴力”占比达32.5%。

　　2008年，来自河南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调查显示，在该校护理专业的563名女生中，认为校园存在暴力行为的有184人，发生率33.6%。其中，63.6%为言语暴力，23.9%为躯体暴力，12.5%为抢夺(盗窃)财物;最常见的原因是言语不和，比重达53.8%，嫉妒对方的占到21.2%，讨厌对方和毫无理由的分别占17.4%和7.6%。

　　其次，“网络暴力”流行，施暴者将暴力事件上传网络。施暴者通过论坛、微信、微博等对受害人进行言语攻击，或上传受害人隐私、被侮辱的照片、视频等。此外，暴力通过网络还会达到“二次传播”。

　　校园女生暴力的另一个新特点是，施暴者暴力、旁观者冷漠。当看见校园暴力发生时，围观者不是去制止、劝阻或报告老师，而是饶有兴趣地拿起相机和手机进行拍摄，以一种娱乐的心态看待正在发生的暴力行为，并且在网络中传播散发。此种冷漠举动、或纵容，给被侵害人造成的身体、心理损伤极大。

[如何改进]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怎么治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能力年龄应提前

　　校园暴力事件，于全球而言普遍存在，中国并非个案。在日本，校园欺凌一度变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并衍生了一个独特的现象“不登校”(不进学校)。但为预防校园暴力，各国的应对举措和法律手段各有差异。

　　在美国，校园暴力被称为“欺凌”(bullying)。学校对“欺凌”十分重视，每年开学时，校方会培训教师如何处理欺凌事件，发放指导材料;对学生也会有预防性的教育，告知他们学校的有关规章。在校园欺凌现象严重的日本，文部科学省加强了对教师进行有关校园欺凌的培训，增加了合格学校辅导员和护理员的数量，成立了检查小组，监督教育那些无视甚至纵容校园欺凌的教师。

　　面对越来越突出的青少年犯罪，面对越来越低龄的“问题少年”，我国，需要如何应对?

　　工读学校，曾是我国设立的一种特殊教育学校，教育对象一般是13-17岁，有违法或轻微犯罪行为，不宜留在原校学习，但又不宜劳动教养或判刑的中学生和社会适龄青少年。在1999年以前，只要经过学校报公安局批准，就可强制入学;而在1999年之后，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改为要在学生和家长自愿的情况下才能就读工读学校。因此，走进工读学校的“问题少年”非常有限，截至2010年全国工读学校的总量锐减至70多所。目前，我国的工读学校都改名为专门教育学校，因为存在的问题而限制了其功能的发挥。

　　除此之外，面对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趋势加强这样的一个现状，相关学者们对是否要降低刑事责任的年龄也存在着争论。有的赞成者认为：当前整个社会现实与1979年刑法最初制定时相比，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的未成年人的人身体发育和心智成熟程度都明显“早熟”，继续以14周岁作为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显然不合适。

　　中央政法委宣教室副主任陈里在其微博上呼吁政府、教育部门、警方介入调查惩戒校园暴力，并专门设立了一个微博话题“校园暴力举报台”。

　　陈里建议，“政法机关、学校、共青团等部门，在全国中小学开展一次阻止校园暴力的宣传教育活动。从长远讲，应从立法、司法、社会治安治理的角度来综合治理。”

　　陈里称，未保法对校园暴力的制约和打击过于落后和偏轻，对于青少年的暴力犯罪要加以惩戒，该追究刑事责任的就追究刑事责任。另外，由于现在未成年人成熟得较早，因此他建议，刑事责任能力年龄应提前。

　　而对此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则认为，法律只能管普遍现象，不应对偶然的、罕见的个案作过于敏感的反应，从而提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并且，对肇事未成年人的处理，不是刑罚惩罚的问题，而是家长、学校、社会管教的问题。

　　是不是该降低刑事责任的年龄，各家有各家之言。但是，人们想知道的是，面对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的趋势，解决问题的根基，到底在哪里?

　　专家指出，我国现在的法律对于未成年人实施危害社会行为后，家长应当怎么做的规定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但是很多国家的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往往把大棒砸向其父母。比如有的国家法律规定，如果监护人放任未成年子女有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法院可以裁定、判决监护人接受强制性的亲子教育。强制亲子教育过程中表现不好，还可以对家长进行罚款，甚至可以追究家长的刑事责任。

　　另外，我国继续坚持少年司法制度，宽容而不纵容。一方面要强调对低年龄未成年人犯罪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但同时一定要设计防止纵容的机制，也就是宽容之后，一定要有机制的防止重新犯罪。而所谓纵容机制和防止纵容机制的设计，就是以教代刑，不用刑法处罚未成年人，不用成年人的药品治疗未成年人的病，但是要求国家一定要设计适合未成年人的药品，适合未成年人诊断的措施，包括建立类似的儿童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