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商事制度改革，本月迎来一周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改革一年来，受益最大的是注册资本规模在10万元以上的小微企业，改革后，这类企业大量涌入市场，相比2013年同期增加61%。改革也使小微企业的注册时间缩短，其中近半数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以在5天内完成注册登记。改革前注册的小微企业办理营业执照所需的平均费用为723元，改革后减至272元。参与此次调查的北大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任李强介绍说，上述费用不仅是证照费用，还包括在申报证照过程中的其他支出，如“人情支出”等。

对话背景：全国商事制度改革一周年

对话人物：北大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任李强

对话缘起：商事制度改革与小微企业评估报告

报告把商事制度改革具体为7项措施

北青报：其实，很多人可能不太明白商事制度改革是什么？

李强：我们在报告里把这项改革具体为7项措施，如注册资本“实缴”改“认缴”，部分前置审批后移，“年检制度改为年报制度”，工商注册网上办理服务，启用电子营业执照，住所申报登记制度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大家不太熟悉第一个，“实缴”改“认缴”就是原来企业注册说有10万资本，就得把10万资本拿到政府部门过一遍，现在不需要了。年检变年报，以前是工商部门每年去检查，现在只要企业在网上更新信息就可以了。

我们可能觉得是很小的事，到了基层就是非常大的事。以前公司想要注册，要跑很多趟。你需要注册资金，不少人为了准备注册资金找中介公司，甚至造假。你需要首先办好各种许可证。所有这些手续都要跑各种政府部门。比如办住所证明，要到街道办事处去开，有时会相当麻烦，并不是所有部门的办公人员，都能秉公办事。

改革让注册企业想请人吃饭都找不到人

北青报：从调查来看，这项改革举措的效果怎么样？

李强：我的研究方向是政治学，对最近几十年来政府职能转化的改革有过研究。我个人总的印象，以及同我一起负责调研的几位经济学、管理学教授总的感受是，以商事制度改革为代表的改革，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最动真格、最彻底的一次简政放权的改革。

北青报：您用了两个“最”。

李强：从我们的研究判断，上世纪90年代后，政府总的倾向是在扩权，现在的倾向是在放权。

北青报：报告里说，改革从制度上促进了廉政建设，怎么理解？

李强：政府转变职能是从制度建设角度促进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政府官员腐败的重要原因在于政府权力太大，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扭曲，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处于主导地位，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企业的生死存亡。调查发现，改革确实改变了政府的形象。

北青报：比如哪些地方？

李强：像东莞，改革试点从2012年5月开始。在东莞，注册大厅变得跟银行大厅一样，注册企业是“5115”制度。注册排队拿号不超5分钟；排队叫号不超1小时；正常情况下，企业注册资金不需实缴，企业场所不需提供证明，1天内就可拿到营业执照；最长的情况下，5天内要让企业拿到执照。这种由一个政务大厅统一办理公司注册的情形在各地已普遍推行。

另外，东莞采取比较好的一条龙服务，建立商事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由市长挂帅，并由一位副秘书长牵头，利用政务网络，把证照的相关部门联系起来。工商部门发完执照后，将执照信息输入政务系统，写明开业还需要哪几个证，相关部门必须在一个星期内去审核是否合格能否发证。注册企业的个人不需要跑了，基本上，连一顿请人吃饭的机会都没有，见不到人了。

商事制度改革会带动政府机构改革

北青报：商事制度改革促使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

李强：中央是把商事制度改革当作“先手棋”、“当头炮”，词用得很好。以它为抓手，解决了经济运行中的企业主体与市场的关系。像东莞那样改革比较彻底的地区，十几个部门管理经济的方式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政商关系改变了，政府职能转变了。职能转变的下一步，会带动政府机构的改革。

北青报：商事制度改革的其他作用呢？

李强：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比如东莞，改革前注册小微企业和个体户43万，改革至今已达63万。

配套改革是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关键

北青报：商事制度改革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吗？

李强：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实现配套改革，形成统一机制，统筹政府相关部门，协同落实改革，真正让企业享受改革红利。

商事制度改革的深化不仅要工商部门全面推进已出台的改革举措，也需要各种许可证的办理程序更为简捷透明。我们的调查显示，办齐各种证在改革前需要30天以上的比较多，改革后近半数认为需要20天到30天，时间还是较长。

如何从注册前的审批转变为事中事后的严格监管，是个大问题。调查中了解到，工商部门正探索对市场主体实行“宽进严管”相结合的新思路，其中最具制度创新意义的是强化信用约束机制，构建以信息公示、信用监管为核心的新型监管体系。

信用约束机制的效果在一些较早实施的试点地区已显现。这些地区借助政府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布企业基本信息、审批许可资质信息、违法违规不良信息、表彰奖励信息等内容，形成众多政府部门和相关社会机构监督的网络平台，在企业监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个制度对企业有很大威慑作用。譬如食品企业销售了不安全食品，现在的做法是政府给予处罚，但很少人知道企业的行为。信息公示系统建立后，企业所有奖惩信息都会记录在信息平台，政府其他机构、银行乃至消费者都可查看，这对企业是很大的制约。调查中发现，相当比例的企业认为建立企业信息公示系统能增强企业自律。

充分发挥信息监管平台的作用，也需要政府各部门统一协调。实施配套改革，统一协调各部门的行为，恐怕是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关键。

由学术机构进行第三方评估很有必要

北青报：为什么会想要做商事制度改革的评估报告？

李强：去年3月全国开始商事制度改革，我们非常关注。如果能对此有一些调查评估，调查结果既可为政府公共决策提供参考，也可为学术界研究小微企业积累数据和资料。所以，我们当时就跟国家工商总局写了报告，希望开展这方面调查，并希望他们能提供支持。

北青报：为什么要向国家工商总局寻求支持？

李强：做调查需要有一个抽样框，就是从哪些企业中选择调查的样本。没有工商总局支持，没有企业注册数据库，抽样框获得就会困难很多，也可能不够准确，影响调查质量。此外，还需要在各地与小微企业座谈，与工商管理部门座谈，这也需要地方配合。

北青报：工商总局反应如何？

李强：他们很乐意，他们也希望从第三方机构了解社会及企业对商事制度改革的评价，了解小微企业的实际状况。我们在调查中各地工商局给了不少支持。中国目前进行企业调查是很难的，很多企业主太忙，不愿接受访问。由于有政府部门支持，问卷应答率相对较高，使我们收集到一些宝贵的小微企业数据。这些数据不仅使我们完成了对商事制度改革的评估报告，还可以将来开放给学术界。

北青报：最近第三方评估比以前多？

李强：以前有但很少，现在越来越重视。现在为什么可以做，一方面民众对政府政策的实施情况有了解意愿，学术机构、社会机构有热情去做，另一方面，政府也希望有另外一个视角来了解政策的情况。

北青报：在报告结尾，提及希望政府探索将第三方评估常态化？

李强：我们希望政府不仅通过下级汇报来评估，或者一些自己的研究机构来评估，我们认为还可以通过学术界来提供评估。有时候，我们的报告政府很不喜欢，但“不好意思”，负面只能负面，我们毕竟是学术机构，不能声音都跟政府一样。我们是做学问的，是学术中立的机构。本组文/本报记者 邹春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