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陪审团制度移植自英国。刑事审判中，通常由12个公民组成的陪审团确定被告是否有罪，至于如何量刑，则由法官决定。当然，从引进之初，这一制度就备受争议。反对者认为，12个非专业人士，未见得比一位职业法官高明。陪审团审案效率低、耗时长、成本高，更是得不偿失。可是，谁也无法否认，在司法未能完全独立的前提下，陪审团对于制衡政府，防止当权者滥用权力，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改变美国人这一观念的，正是1735年的“曾格案”。
1733年，德裔移民约翰·曾格受政商两界人士资助，创办了报纸《纽约周刊》。当时，纽约还是英国殖民地，新任总督威廉·考斯比贪婪无度、任人唯亲，既得罪了普通民众，也伤及本地权贵利益。《纽约周刊》对考斯比竭尽讥讽之能事，时而说他是“丧家之犬，厚颜无耻，溜须拍马”，时而说他“滥用公权，打压异己”。在这份报纸化名写文章攻击声名狼藉的总督，竟成为纽约贤达的流行风尚。
恼羞成怒的考斯比当然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只好迁怒于媒体。他下令没收市面上的《纽约周刊》，集中焚毁，可本地执法官拒绝执行，最后还是出动家仆，才仓促没收了一些报纸。接下来，考斯比又以诽谤为由，逮捕了曾格，法庭开出的保释金高达400英镑。这个时候，虽有富商愿解囊相救，支付保释金，但曾格认为这样更有利于陷总督于不义，所以选择了蹲黑牢。由于太太安娜每周都能探望曾格，经他面授机宜，报纸仍可正常出版，而且犀利如常，销售量暴增。
为控制审判结果，考斯比殚精竭虑，不仅自己选定主审法官，还指定亲信约翰·钱伯斯出任曾格的律师。两名纽约本地律师提出异议，不但被法官直接驳回，还受到吊销律师执照的威胁。本案虽为陪审团审判，但是，按照英国法律，陪审团在这类诽谤案件中，只负责判定《纽约周刊》是否刊登过批评总督的文章，相关内容是否构成诽谤，则由法官认定。从对阵形势看，曾格被定罪的可能性极大。
庭审伊始，钱伯斯还未开场陈述，一个不速之客突然打断了他的发言，并提出要为曾格辩护。这个人名叫安德鲁·汉密尔顿，费城人，在律师界久负盛名，威望很高（不过，他与日后大名鼎鼎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并没有血缘关系）。著名律师自告奋勇，法官也不便拒绝，钱伯斯更是如蒙恩赦，欣然让贤。
汉密尔顿知道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纽约周刊》的文章是否构成诽谤。他当然也很清楚，若严格按照法律，这一问题的决定者，应当是法官。但为了能让曾格脱罪，他还是决定冒险一试。汉密尔顿跃过报纸是否刊登过批评性文章的问题，直接问陪审团，如果这些报道都是真实的，还能算诽谤吗？法官这下怒了，说判断报道是否属于诽谤，是自己的法定权力。汉密尔顿则振振有词地回应：您当然有权这么做，但是，此案既然关系到大家的基本自由，陪审团有权作出判断。
接下来，汉密尔顿转向陪审团，发出这样一番呼吁：“摆在法庭和你们陪审团各位先生面前的，不是微不足道的私人利益，你们正在审理的，不是一个可怜的出版商的案件，也不只是纽约的案件，不是！它的后果影响着大英帝国统治下美洲大陆每个自由人的生活。这是一个最有价值的案件，一个事关自由的案件。我毫不怀疑，你们今天的正直行为，不仅使你们有资格受到同胞的热爱和尊敬，而且每个要自由而不要终身奴役的人，都会祝福你们，给予你们尊荣，就像对待挫败暴政企图的那些英雄一样。通过一个不偏不倚的、未被玷污的裁决。你们奠定了保护我们自身、我们后代和我们邻人的高贵基础。自然法和我们的法律已经赋予我们一项权利——人身自由。至少通过说出真相，写出真相，才能暴露并反对这块土地上的专横力量。”
尽管法官仍持异议，但陪审团显然被汉密尔顿说服了。简短评议后，首席陪审员宣布：曾格无罪。法庭旁听者集体鼓掌，连声叫好。曾格第二天也被政府释放。
“曾格案”的影响，迅速扩散至北美各地。就连此案的庭审记录，也由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人出版，成为殖民地的畅销读物，人们因此认识到，在法官与政府沆瀣一气的情况下，陪审团可以凭借内心良知，对刑事被告人作出无罪判决。本来对陪审团审判有抵触情绪的州，也开始竭力捍卫这一制度。
有意思的是，英国殖民者也由此案意识到陪审团的制衡力量。为征收不受欢迎的印花税，英国法官常把与《印花税法》有关的案件，移送到无权进行陪审团审判的海事法院审理。英国议会甚至打算出台法律，将北美的审判制度改为职业法官审理制。此举激起民意强烈反弹，后来发布的北美《独立宣言》，更是把“多次剥夺吾民由陪审团听审之权益”，作为英国人的主要罪状之一。美国独立后，公民接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陆续被写入宪法“权利法案”。参与起草宪法的古沃纳·莫里斯感慨万千地说：毋庸置疑，“曾格案”的裁判结果，是“美国自由的起点”，更是“美国独立革命的启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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