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的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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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考复旦中文系，却进了上外俄语系
 
        我从小喜欢阅读文学作品，还在小学五、六年级时，就开始读知侠的《铁道游击队》，苏联小说《短剑》和《古丽雅的道路》等，进入初中后，迷上了巴金的《家》、《春》、《秋》以及李劼人的《死水微澜》等小说。但是直到高中三年级之前，却并没有考虑过要考大学的中文系，更没有想过要考俄语系。在刚刚升入高三时，一度倒曾经有过考医的想法。但高中毕业前，全校举行了一次作文竞赛，我得了第一名，虽然奖品只是薄薄的一本毛泽东的小册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却使我改变了考医的想法。
        当年（1962年）我们考大学时，大学专业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理工科，第二类是医科，第三类为文科。考生选择类别后填写报考志愿，但不能跨类填写志愿，即考医的就不能填写文科的志愿。作文竞赛得了第一名后，老师、同学纷纷鼓励我报考文科，这时我自己对文学的兴趣也更加浓厚了，于是决定弃医考文。
        拿到高考志愿表后，我开始考虑怎样填写文科专业的志愿。其实我很想填新闻专业，譬如复旦大学的新闻系就是我心向往之的，但我自知我的家庭出身不够“硬”，既非工农子弟，又非党员干部后裔，本人连团员都不是，在那个万事都要讲“阶级成分”的年代，像我这样的人要进新闻系的难度是很大的，于是我就把目光转向了中文专业，并把复旦大学中文系填作我的第一志愿。
        高考志愿表有两大张，每一张要填写12个志愿，第一张填重点大学，第二张填非重点大学。每一张表的第一志愿最为重要，填写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后，其余的就七拼八凑随便找几个学校填填就算完了。但是在填第二张表时，我开始犹豫了：是继续把中文专业作为我的第一志愿呢，还是选择外语专业作第一志愿？当时可供我选择的有，要么是上海师范学院（现上海师范大学）的中文系，要么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俄语系（因我所在中学教的是俄语，所以只能报考俄语专业）。填写志愿时，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既然毕业后都要做中学老师，那还是做外语老师好，因为从我这个当学生的眼光看来，做外语老师好象要比做语文老师来得轻松些。就这样，我把上海外国语学院的俄语系填作了我第二张表里的第一志愿。高考揭榜后，我被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录取。
        后来我荻悉，这一年上海外国语学院和上海师范学院的录取分数线是一样的。这就是说，要是当时我把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填写为我第二张表的第一志愿的话，那我就很有可能被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如果真是那样，那么后来我还会不会走上今天的比较文学的道路，并把翻译作为我学术研究的重点对象，恐怕就很难说了。当然，历史不容假设，但是回顾历史，我们却不能不承认，有时候往往就是某一个想法，某一个行为，决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改变了自己的甚至他人的历史。
 
一度萌生退学的念头
 
        进入大学的最初几周我一直非常兴奋，毕竟当时能考上大学的人不多，这一年文科的录取率仅为百分之十五。佩着白底红字的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校徽走在马路上，我觉得仿佛街上的行人都在注视我胸前的校徽，心里感到非常自豪。但是这种兴奋感不久就被枯燥的语言训练淹没了。
        原来，上外是一所在外语教学上有一套非常严格的训练机制的学校。一年级新生入学后的第一个月，几乎全部用于语音训练。我们跟着老师练每个音素、每个字母、每个音节、每个单词的发音，并且还要能清楚地感觉到发音时舌头在口腔中的位置。给我们上语音课的老师非常负责，他给每个学生建立了语音“档案”，纪录哪个学生还有哪个音没有发准。那些音素、字母、音节，绝大多数毫无意义，整整一个月，我们就是跟着老师念“АБВГД”，其枯燥乏味可想而知。对这种训练，当时我的心中其实是很不情愿的，直到三十多年后我才体会到这种训练的意义，并尝到了它的甜头：1996年我应邀到莫斯科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在与莫大的教授们谈话时，有好几个教授竟然在谈话谈到一半时会撇开话题问我：“你是在哪里学的俄语？说得这么好，没有一点外国腔。”每逢听到这样的话，我就不由得在心头涌起一股自豪之情，我为上外感到自豪！要知道，我已经有三十多年只是阅读些俄语文献，而没有说俄语、听俄语了，要是他们能听到三十多年前的我和我的同学们怎样说俄语的话，他们还不知道要怎样惊讶呢。而且，那时的学习条件与今天随便哪个学外语的个人相比，都要远远简陋得多：一个班级近二十个人，才配有一台老式的磁带录音机，后来总算又添了一台可以收短波的电子管收音机。每天晚上，十来个人围坐在收音机旁，收听半个小时的北京电台的对外俄语新闻广播，就算是最好的外语听力实践机会了。但即使是这样简陋的教学设备，上外都已经为国家培养出了无数优秀的外语人才，更不要说在拥有许多现代化外语教学设施的今天了。上外的外语教学质量，由此可见一斑。
        语音集中训练阶段结束后，我们进入正常的语音、语法、词汇课学习。我对语音、语法课不是很感兴趣，所以在课外不多花功夫。按理说，词汇课是应该能引起我的兴趣的，但一年级的词汇课所选的课文内容太浅了，相当于苏联三、四年级小学生的语文水平，诸如托尔斯泰为小学生写的“两个朋友”的故事，或是克雷洛夫的寓言故事等，我读了实在不过瘾，于是就到图书馆去借来了著名的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等作品。中午，其他人都在寝室里午睡，我独自一人拿着本大辞典“啃”肖洛霍夫的小说。然而，小说里的生词实在太多了，每一行都有好几个生词要查，啃着啃着，我的眼皮也不由自主地合上了。一位老师走过我的教室，看见我在读《一个人的遭遇》，非常惊奇，便好心地对我说：“你读这本书太早了！”
        原版的文学名著啃不动，而课堂上的选文和内容我又觉得太浅：词汇课课堂上经常性的测验不是发一篇短文让你看三遍后复述，就是教师把一篇短文读三遍后让你重新写出来。这些测验对我来说简直太容易了，因为那时候我的记忆力好，一篇短文看过或听过三遍后，可以很轻松地一字不差地复述或重新写出来。这样，在大学一年级时，我对自己的专业感到有点失望，一度甚至萌生了退学重新考大学的念头。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想法真是太幼稚了。当年，我们初进大学时的外语起点都比较低，只在高中阶段读过三年俄语，而且每周的课时也不像现在中学里的那么多，与现在的一年级大学生的外语水平根本不能比——他们从小学起就开始学外语了，怎么能指望进大学后一下子就能阅读外国文学的原著呢？
 
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吸引住了我
 
        我的这种不稳定的专业思想到了二年级后开始改变了，而且变得越来越稳定，对俄语的学习也越来越投入。这不能不归功于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的无比丰富、无穷魅力和巨大吸引力，但首先要归功于把我引入辉煌的俄罗斯文学殿堂的带路人——倪波教授。
        每个人在回想起自己的成长过程时，大多会想到自己学生时代的一名或几名老师对他的影响。优秀教师所产生的影响往往是学生终生难忘的。我在上外二年级遇到的倪波教授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教师。他是上外一、二年级俄语教材的主编，所以还未给我们上课，我们就都已知道他的大名。他的教学态度非常认真，而且非常注重探索各种新的教学方法，所以他的上课特别能吸引学生，效果也就特别明显。不仅如此，他还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会到教室里来，看看我们在晚自修时有什么问题，以便及时帮我们解难答疑。后来，到了二年级下，他更是把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找去，利用晚自修的时间，辅导我们读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每星期一到二次，每次读二、三页。直接阅读原著对一个二年级的学生来说还是相当艰难的，一个学期下来，二百多页的《贵族之家》仍有好几十页没有念完，但通过这样高强度的原版著作的阅读，我们阅读俄语原著的能力却有了长足的进步。升入三年级以后，我不用老师辅导，独自就把《前夜》等三部俄罗斯文学名著念完了。
        对俄罗斯文学名著的直接阅读，为我的俄语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阅读，我体会到了直接品尝俄罗斯文学原著的那种难以言传的快乐和享受。升入三年级以后，我每个学期都要读好几本俄罗斯文学名著，我的俄语词汇量、我对原文的理解能力以及阅读原文的速度，与我的同班同学逐渐拉开了差距。老师上课时讲授的内容我一般都能当堂吸收消化，下课后我总是把教科书留在教室里，带着一本大辞典，成天“泡”在图书馆里看各种各样的课外书籍，所以我的教科书一本本都是崭新崭新的，好象从未使用过一样。那时我还被老师指定负责整个年级一学期一次的外语节目汇演，于是每学期一开学，我就要到图书馆里去借来好几十个剧本，一本本地读，从中挑选出适宜我们学生演出的剧本，并把它压缩、改写得简短和浅显些。然后把改编好的剧本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组织同学排演，先是每个班级排演一个节目在年级里表演，然后是整个年级排演一个节目到系里去汇演。这些事情耗掉了我不少时间和精力，但它们无形中也提高了我的外语水平。后来有人向我询问学习外语的经验，我的体会就是四个字：大量阅读。我觉得，学习外语一定要大量阅读原著，尤其是文学名著，这一方面可以扩大词汇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可以增强对外语的语感，掌握许多单词和词组的具体用法。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再多听、多说，这样才能全面提高外语的读、说、听、写、译水平。
        当我能直接阅读俄罗斯文学原著以后，我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渴望，渴望自己能拥有这些经典名著，于是逛外文书店、淘外文旧书就成了我大学时代的最大乐趣。那时，上海有一家外文新书店，两家外文旧书店。每星期天早晨，我在学校早早地吃罢早饭，便直奔外文书店而去。外文书店位于市中心的福州路，离开上外有相当长的距离。搭乘有轨电车需买9分钱车票，不过我和我的同学经常为了节省这9分钱而安步当车，步行40分钟去书店。
        当时中苏关系已经开始恶化，但两国间的图书交流似乎还未受影响，从苏联进口的俄文原版书几乎占了外文书店里所有外文书籍的半壁江山。更令我们这些穷学生惊喜的是，俄文书非常便宜,一部新版的托尔斯泰的《复活》，也不过一元三毛钱，还是布面精装的。至于旧书，那更是便宜，大多才几毛钱，最贵的也不过一元多。我曾经只化了四毛钱就买到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名作《白痴》。所以不过一、二年的功夫，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以及高尔基等著名俄苏作家的代表作，已经统统摆上了我的书架。望着这一本本装帧漂亮的图书，翻阅着书里面一张张精美传神的作家肖像和插图，我的感觉就仿佛这些巨匠大师就在我的身边，我正通过这一本本的书在与他们对话，交流，我不由得深深地陶醉在这种感觉中了。
    读大学四年级时,我迷上了俄罗斯的散文作品，普里什文的《林中水滴》等作品令我爱不释手。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旧书店"淘"到了中国读者知之甚少的俄国作家阿克萨科夫的《钓鱼琐记》和《猎人狩猎记》，使我非常兴奋。阿氏以长篇小说《家庭记事》和《巴格罗夫孙子的童年》等为中国读者所了解。但在我看来，他的《钓鱼琐记》和《猎人狩猎记》更有味道,这两部著作看上去颇有点像一个生物学家或博物学家的工作扎记，记载着许多鱼类和禽鸟的情况。但是他在记述这些生物时用的却不是科学工作者那种干巴巴的文字，而是用文学家生趣盎然的文笔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我至今还记得他写鸽子，说鸽子从很早很早时候起就是纯洁、温柔和爱情的象征，他认为这三种特征鸽子都当之无愧，并举出了许多民歌民谚说明，诸如“他们俩相亲相爱就像一对鸽子一样”，等等。阿氏在这两本书里写了几十种鱼，几十种鸟，也描写了树林、草原和沼泽，而每一种鱼，每一种鸟，他都能洋洋洒洒地写出一篇文笔隽永回味无穷的散文，实在令人惊讶。我那时就曾萌发过一个念头：待我退休以后,把这些文字一篇篇地翻译出来作为自娱（当时根本不敢想象这种谈鱼说鸟的文字可以翻译后公开出版）。
        然而，正当我沉浸在俄罗斯文学美妙的世界里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从此，别说是买俄文书，即使是已经买到的俄文书都差点被红卫兵付诸一炬。
 
荒唐岁月    意外收获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一篇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把整个国家正式推入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之中，这时距我们的毕业只有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了。作为毕业班的学生，我们是多么渴望早日完成大学的学业，尽快走上社会参加工作啊。但是，在有关领导的授意和组织下，我们和其它年级的学生一样，以全班同学的名义写了一份决心书，排着队伍，呼着口号，到校党委去“请愿”，要求停课搞文化大革命。校党委自然是立即通过决定，全校停课，参加文化大革命。这样，我的大学学习生涯就此划上了句号。
        然而，大学的学习结束了，但大学的生活却并没有结束，因为我们还要留在学校里搞文化大革命。“文革”刚开始的时候，一切显然还都是在党委的组织下进行的，譬如大字报都贴在室内（在大礼堂或指定的教室里，拉着许多绳子，大字报就悬空挂着），大字报的对象也多是一些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和一些家庭出身不好或本人有所谓“历史问题”的教授、干部等，上外第一个被贴大字报的就是著名的乔叟专家和英译陶渊明诗翻译家方重教授。但是，随着“文革”的一步步发展，运动的矛头指向了党内的“走资派”，校党委被“靠边”了，有序的组织也就不复存在了，教师和学生都分裂成了两大派：造反派和保皇派。造反派多为干部子弟和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保皇派则多为学生干部，尤其是党员干部，像我这样一些家庭出身不“硬”的学生（教师也同样），就只能作壁上观，天天看看大字报，或至多跟在某一派的后面，表明自己还是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以免日后落个“不积极参加运动”的毕业鉴定，影响今后的前途。好在这时已经开始了全国性的所谓“革命大串连”，我与几个同学相约挤上了一辆北上的火车，开始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不买一张车票却能走遍全国各地的“旅行”（确切地讲是串连）。
        我们一行共五人，三个男同学，二个女同学，起先我们定的目的地仅仅是两个地方：北京和哈尔滨。到北京去的理由当然最充分：去首都“取经”。至于到哈尔滨去，本来是没有道理的，但因为当时上外的院长王季愚同志是从黑龙江大学调来的，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去哈尔滨看她的大字报。其实，在哈尔滨我们并没有看到王季愚同志的大字报，倒是看到了松花江、看到了哈尔滨洋气的建筑和中俄文对照的路牌，还看到了与脚盆一般大的面包，所有这些使我们这几个上海人感到非常新鲜、有趣，印象深刻。
        我们从哈尔滨到了北京，正赶上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这时全国形势已经大乱，我们觉得没有必要急着赶回学校，便挤上京广线到了广州。本来，我们还想利用这次机会“串连”到桂林去的（其用意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可惜一次挤公共汽车时我的钱包被偷了，钱包里不仅有我的钱，还有另一个男同学的钱。而此时与我们同行的两个女同学和另一个男同学已经离开了广州，这样，我们只好老老实实地回到了上海。
        “文革”中有过不少极其荒唐的事，这个“串连”就是其中之一。不买车票，竟能乘车走遍全国，这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但在当时的中国却是事实。我们年级有一个同学“串连”到了西藏，在那里呆了整整一年零三个月。还有一个同学，真的走遍了全国，新疆、西藏、广西等，几乎全都到过。我们几个胆小，因为怕被人批评为“借串连之名游山玩水”， 没敢走遍全国，仅到了哈尔滨、北京、武汉、广州和杭州。即使如此，这也已经足够让我们大开了眼界。“四人帮”鼓动“串连”是为了让红卫兵到全国各地去“煸风点火”，把国家搞乱，便于他们篡党夺权，但大多数学生其实对“煸风点火”根本没有兴趣，他们更感兴趣的是通过“串连” 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与此同时，亲眼目睹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全都“靠边”，各造反派之间为争权夺利大搞武斗，各地的工农业生产几乎陷于瘫痪，稍有头脑的人嘴上虽然不说，但都会在心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冒出一个问号。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文革”第二年，学校里又会冒出一个新的派别——“逍遥派”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看，“逍遥派”也许也可以理解为当时一些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消极的抵制吧？
        “逍遥派”的成员多为家庭出身不“硬”、造反派不要的学生，另外还有一批是原先也曾积极参与、但后来对运动逐渐不感兴趣的学生。细分起来，“逍遥派”里其实也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真逍遥，他们整天打牌、下棋、聊天，或谈情说爱；另一种人则并不逍遥，只是游离于政治运动之外罢了，他们利用这段时间仍然在悄悄地看书学习，或找机会长见识。“文革”结束后，恢复研究生考试，最初一、二年所招的研究生中，不少人即是属于这后一种的“逍遥派”学生。
        “文革”进入第二年，我们的“革命热情”渐渐有些冷却了。一天，大约是1967年春节过后的某一天，我们年级的另一个班的几位同学跑来找我，问我有没有兴趣一起到海轮上去体验体验海员的生活。我当然回答说“有”，于是他们便拉着我一起到上海海运局的造反派司令部，向他们表明来意，说我们几个人愿意上船与海员一起搞文化大革命。“司令部”的造反派头头一听非常高兴，立即给我们开了介绍信，并用交通艇把我们送上了一艘名为“战斗47号”的7千吨位的大货轮。原来，海运局属下的许多大货轮长年累月在海上漂泊，信息不灵，他们渴望得到陆地上的消息，多次向局里要求，希望局里能派人给他们带些最新的消息去。但局里哪里派得出人？现在我们这几个大学生主动愿意上船，他们求之不得，于是一拍即合。
        “战斗47号”轮是一艘非常大的大货轮，从船首到船尾足有一百多米长，从甲板到最底层的底舱也有四、五层之深。但船上的人倒不很多，连船长、政委在内也只有三、四十个人。我们每天在底舱火炉间劳动半个班，具体工作是不停地把地上的煤铲起，然后依次把它们均匀地撒入六个炉膛里。这个工作的强度不轻，因为每小时撒入炉膛的煤据说有好几吨，但我们一天只工作四个小时，所以也不觉得很累。
        我们几个都是头一次上船，对船上的一切都感到非常新鲜有趣，还学到不少有关航海方面的知识。而当我们看着轮船在海面上行驶，激起层层雪白的浪花，再看着海鸥就在我们的头顶盘旋飞翔，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简直浪漫极了。可惜好景不长，我们出海不久就遇到了七级风浪。据说通常只要是六级风浪，一般的海员都会晕船，现在我们碰上了七级风浪，其后果也就不难想象了。那一天，全船人几乎都没有去餐厅吃饭，大家都抱着一只水桶在呕吐。先吐胃里的食物，吐完了接着吐黄水，吐完黄水又吐血水，只觉得肚子里翻江倒海，恨不得把五脏六肺全都吐出来。幸亏船上的政委（虽然他当时处于一种半“靠边”的状态）对我们很关心，他关照厨房炒了些咸白菜，再拿来了些馒头，叮嘱我们无论如何要吃点东西下去，这样才有东西可吐，否则真要把五脏六肺给吐出来了。这一次晕船的滋味令我终生难忘，同时也使我对什么叫做“经风浪、见世面”有了具体切身的感受。
        在船上漂泊了大约一、二个月，我们接到消息说学校里有些造反派对我们不参加自己学校的文化大革命颇有意见。我们几个同学商量了一下，觉得再在船上呆下去也许确实不妥，于是乘“战斗47号”轮到达温州的机会，我们上岸从温州搭乘长途汽车至金华，然后在金华坐火车回到上海。
        然而，学校里的景象却让我们大吃一惊：冷冷清清，几乎不见什么人。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上外的某造反派与外单位的某造反派发生冲突，那外单位的造反派扬言要“血洗上外”，吓得上外的学生纷纷逃回家去了。直至几个星期以后，“血洗上外”的风声过了，大家才陆陆续续地回到学校里来。
        这时我突然接到一个“差使”：到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去批判所谓的苏联修正主义电影。我们在译制片厂的试片室里集合，总共约有二十几个人，主要是译制片厂的导演、配音演员等，再加上其他代表性行业的人员，便组成了一支所谓的工农兵学商的“批修”队伍。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懂俄语、且能写写文章的大学生，所以把我也找上了。我们曾先后看了《一个人的遭遇》、《雁南飞》、《士兵之歌》等“苏修电影”。在整个“文革”期间，对我而言，这可算是一次绝无仅有的精神享受：《一个人的遭遇》中男主人公邦达丘克的精湛演艺，《雁南飞》中堪称经典的摄影技巧，都使我一面看，一面赞赏不已。当然，这种感觉是不能讲出来的。在开批判会时，一定要讲这些电影“宣扬战争恐怖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是“修正主义大毒草”，等等。后来，为了要让我们写大批判文章，上海图书馆还专门辟了一间房间让我们看苏联出版的电影杂志、剧本。这样，我和我们年级的十来个同学天天到上图去看书，我们把所有的苏联电影画报、杂志、剧本都借了出来。在那个几乎所有的文艺作品都被禁止借阅的非常年代，我们这十几个人居然还能看到如此丰富的苏联电影画报、杂志，不啻是一种超级文化享受。我们看了一个多月，最后由我执笔写了一篇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电影的文章交差。
        对我来说，“文革”中还有一个更实在的收获，那就是利用“文革”中特有的空闲时间，自学了另一门外语——英语。
        当年我们在从大学二年级升入三年级时，只有部分成绩比较好的学生才有资格选修第二外语。当时大部分选修二外的同学都选学英语，只有我们七、八个人选修德语。我们几个人的想法是，要学英语以后反正有的是机会，但要学德语的话，机会恐怕就不那么多了。“文革”第二年，党委已经被打倒，造反派则忙着夺权、分权，我们这些普通学生基本上没有人管，既不要上课，也不用上班，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于是，从1967年秋天起，我和英语系的一个同学相互教对方外语：他教我英语，我教他俄语。
        说是教外语，但对于已经有了两门外语基础的我们俩来说，其实都不用怎么教：他化了几天时间把英语的国际音标教会我，然后扔给我四册许国璋英语教科书，就让我自己去学了。我对他也同样：把33个俄语字母的发音教会他后，也让他自己去看教科书。那时我们的记忆力好，时间又充分——一天可以化十几个小时不中断地学习，另外，我有一套与众不同的学习方法：学第一册时先不做课文后面的练习，只求记住单词和词组，把课文看懂，然后在学下一册时再回过头来做前一册课文后的练习，这时的练习就显得很容易，所以学习的进度很快。我记得我学许国璋英语第一册只化了19天时间，第二册只化了17天时间，全部四册学完总共化了三个月。三个月后，我的一个朋友正好手头有一本苏联出版的福尔摩斯探案英语简写本，我借来一看，哇，我竟然可以看得懂了！（个别疑难句子当然还要依靠俄文注解）我非常兴奋。我当时当然不可能预见到，正是靠了这三个月时间里打下的英语基础，我后来竟然做了整整十一年的中学英语教师，也正是靠了这三个月时间里打下的英语基础，我后来还到了加拿大阿尔贝塔大学比较文学系做了半年的高级访问学者，甚至还出席了多次国际会议。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1968年4月，我们终于可以毕业分配工作了。不无巧合的是，正如我在报考大学时所预料的那样，我被分配在上海的一所中学里做外语教师——教英语。我的大学生涯结束了，我告别了哺育了我差不多六年的上海外语学院。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告别。1979年，在恢复研究生考试的第二年，我通过研究生考试又回到了上外，并且于毕业后一直工作到现在。也许，从当年我中学毕业时选择高考志愿的那一刻起，命运就早已把我与我的母校——上海外国语大学紧紧地连接到了一起，终生不再分开？

作者简介：
 
谢天振 1944年生，浙江萧山人。历任上海外国语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上外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等职,比较文学暨翻译学专业硕士生、博士生导师，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季刊主编,《东方翻译》双月刊执行主编，《中国翻译》编委，教育部全国翻译硕士专业(MTI)教学指导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学术顾问暨翻译研究会名誉会长,上海市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译协理事兼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副主任。同时受聘为复旦、北大、上海交大、川大、广外、川外、天外、西外等十余所国内著名高校的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目前作为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讲席教授在该校外语学院招收比较文学翻译学专业博士生。自1986年起，先后任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翻译系、浸会大学英文系、加拿大阿尔贝塔大学比较文学系、俄罗斯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等校高级访问学者，应邀出席在美、加、日、韩、俄、南非、巴西、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国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做大会主题发言十余次。
主要编、译、著作有:专著《译介学》、《翻译研究新视野》、《译介学导论》、《译介学(增订本)》、《中西翻译简史》(合作)、《简明中西翻译史》(两人合作)、《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主编，“九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两人合作,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个人论文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超越文本 超越翻译》，个人学术散文随笔集《海上译谭》,理论译著《比较文学引论》、《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以及长、中、短篇小说及散文译作《普希金散文选》和《南美洲方式》(当代俄罗斯长篇小说)等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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