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正式否定了“文革”，并对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荒唐年代结束后，大学里难得出现了追求知识和追求学术的气氛。然而，近20年来中国大学又产生了行政化和计件工场化趋势。现在的反智主义集中体现在管理模式上，在文科方面的一个体现是以承担官方课题的数量和等级作为衡量机构“政绩”及教师“学术”地位的重要指标。在很多大学，承担官方课题还是青年教师晋升职称的条件。

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以下简称“社科规划办”）官方网站公开的信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分为重大研究项目、年度项目、青年项目、西部项目、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其中，重大研究项目每年由“社科规划办”公开招标，由各大学或研究机构的课题组提出申请。课题组通常由一名首席专家和若干名子课题负责人及其他成员组成。资助经费一般为每项80万元左右。受篇幅限制，以下仅列出近三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一批）排列在前的几个研究方向。因为这种排列顺序不是任意的，排在前的题目有重中之重和理论导向的含义。

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013年1月，“社科规划办”公布的该年度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一批）招标公告确定60个研究方向，每个研究方向原则上确立1至2项中标课题，其中前5项为：

5.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研究

据“社科规划办”2013年7月公布的立项名单公示，第3项“中国梦”又被确立两项中标课题，上述5个研究方向（6项中标课题）已分别由山东社会科学院（第1项）、北京大学（第2项）、清华大学（第3项）、中央党校（第4项，题目改为科学发展观研究）、武汉大学（第3、5项）的课题组获得立项。2013年重大项目第二批又公布了158个招标选题研究方向。

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014年3月，“社科规划办”公布的该年度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一批）招标公告确定95个研究方向，其中前5项为：

5.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实现中国梦研究

（5）习近平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研究

据 “社科规划办”2014年7月公布的立项名单公示，上述第1个研究方向的5项具体题目已分别由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南京政治学院的课题组获得立项。其余第2至5研究方向分别由中央党校、中央财经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的课题组获得立项。2014年重大项目第二批和第三批又分别公布了192个和33个招标选题研究方向。

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015年4月，“社科规划办”公布的该年度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一批）招标公告确定90个研究方向，其中前5项为：

5．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及政策取向研究

据2015年7月20日“社科规划办”公布的立项名单公示，上述第1个研究方向又被确定为4项中标课题:

（4）习近平总书记治疆方略与新疆长治久安研究

这4项课题分别由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和石河子大学的课题组获得立项。其余第2至5研究方向分别由苏州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课题组获得立项。2015年重大项目第二批又公布了198个招标选题研究方向。

此外，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地方政府每年也公布社科研究项目招标课题。例如，据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公开的信息，教育部2015年6月公布的《2015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招标课题指南》共列出50项重大课题，每个项目的资助经费原则上为50-80万元，其中前5项是：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研究；2. 新形势下加强网络宣传思想工作研究；3. 新媒体时代青年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挑战与对策研究；4.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文化建设研究。

由此可见，中国大学文科官方项目招标课题是一种特殊的财政投入方式，明显带有指令性计划经济、用理工科模式管理文科以及强调意识形态导向的混合特色。上述获得立项的课题组首席专家大多数都担任大学或院系所的领导职务，显示出中国大学的官本位特点。由于官方项目招标课题已开展十多年了，仅重大项目的立项就数以千计，而且每个项目要求完成时间较短（社科重大项目（第一批）为2年），因此现在一定已产出了大量以“核心刊物”论文或著作为形式的国家级或省部级研究成果。

然而，这些每项耗资几十万甚至近百万元的重大项目成果是否物有所值？学术价值究竟如何？能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有没有假大空的“研究成果”？有没有低水平重复的“研究成果”？对这些问题，相信学术界和社会自有公论。

据官方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出版图书超过45万种，超越美国一倍多，成为世界第一出版大国。以经营人文社科类图书著称的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指出中国每年出版的45万种图书中“垃圾书”超过85%，中国也是“垃圾书”出版大国。认同这一观点的《文汇读书周报》编辑朱自奋在《晶报》的文中也指出，中国确实存在着“大量重复出版、跟风出版、劣质出版的‘垃圾书’” 。中国人文社科类图书中的“垃圾书”以及“核心刊物”中的“垃圾论文”的比重也可想而知。

实际上，人文社科研究最需要的是出版自由和充足的图书资料。然而，中国《宪法》关于出版自由的规定从未得到实施。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坦承：“有用的书出不了，稿子发表时遭到无辜删改”，编辑成了“不宽松政策的执行人”和“审查官”（《读书》1986年8期）。

其实，80年代还是改革开放后文化环境比较宽松的时期。在图书资料方面，即使中国最著名的几所大学外文图书资料也难言充足，院系外文图书更少得可怜，远不如发达国家的普通大学。前苏联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对当代中国的影响比任何国家都大。可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大批苏联时期的档案得以解密和开放时，对如此重要和有研究价值的历史档案，本应由政府或学术机构出资及时购买，却是几年之后由商界重返学界的沈志华自费数百万元从俄美东欧诸国陆续搜集回来的。

人文社科研究还需要“宁静治学和独立思考的条件”，与申请官方课题毫无关系。20世纪中国学者留下的有原创性的传世之作，如王国维的《观堂集林》（1923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1931、34年）、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938年）、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1940年）、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2年）、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1947年）、田余庆的《东晋门阀政治》（1989年），顾准在长期受政治迫害艰难条件下独自探索的遗作《顾准文集》（1994年）等，都不是申请官方课题的成果，更不是集体写作的产物。世界学术名著同样如此。这或许能说明人文社科学术研究的一些特征吧。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