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朋友圈曾被京东的一段广告刷屏，包括李嘉诚王石俞敏洪在内许多大佬也参加进来，他们似乎都想诉说：时光改变，初心不变。心怀这一场景带来的触动，法律君一直想整理这样一期属于法律人自己法学教材回忆录，脑海中的这段影像大抵应该是这样的：从1980年以来，经由司法部与教育部商定，由司法部教育司主持，成立由两部共同领导的法学教材编辑部，集中全国法律院系有限的教师资源，编写法学教材到今天法律人所熟知的“太黄太厚”系列。 唯可惜，碍于时间和收集的资料（人物、书稿和照片）的难度，所以未能如期推送给大家，一直拖延至今才算有所储备。诚然，35年后的今天所收集的内容，在内容上不一定能满足法律同仁们的所有期待，特别是针对80、90后的读者，毕竟，故人仙去，加之时间相对久远.......但法律君仍心怀感恩地在此希冀着——当您接下来在阅读杨永磴老人对中国法学教材这些年的斑驳的记忆时，希望能唤醒大家对于中国法学教育发展这些年的思考——时光改变了些什么？哪些不曾改变？
杨永磴/文
1980年初，我调到刚刚组建不入的司法部教育司，从1981年到1991年在法学教材编辑部整整工作了10年。这10年间我国的法学教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与改革开放之初已不可同日而语。上世纪80至90年代，法学家逐渐成为了一门显学，法律行业也改变了当年“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局面。这说明什么呢？说是我国正在朝着人们所期盼的法治社会大步前行。我在司法部教育司亲身见证了这一巨大的变化。下面我想从法学教材编辑部主持的教材编辑写工作这一侧面来回顾这一段不寻常的历史。
▲当年编辑部全体同志的合影 (杨永磴先生 供图）
据杨永磴先生的口述，照片当中已有四位老同志先后逝世，其中包括总编辑余叔通。余叔通是解放前北大的高材生，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刑法学专家，编辑部的总编辑，曾任职司法部教育司司长，可惜他于90年代去世。
一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做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重大战略决策。当时我国正面临着法律人才极度匮乏的局面。全国政法系统员工约110万人，法律大专毕业的不到3%，其中法院系统法律大专毕业的共占3.6%，检察等系统的比例还要小一些。解放后至“文革”前，全国大学法律院系共培养了27000多名法律人才，由于受到“法律虚无主义”的影响和“文革”时期“砸烂公检法”的破坏，约有100000—15000多人脱离了司法系统，散失于社会各行各业之中：八十年代初，律师还是一个稀缺行业，如100多万人口的合肥市只有十几名律师，上海在各大城市中律师最多，也不过200来人。上述状况严重制约着法制建设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我们能担任司法工作的干部，包括法官、律师、专业警察，起码缺一百万。”中央多次指示，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快法律人才的培养，并指示司法部要着重抓好政法院校建设。当时，司法部教育司担子重、压力大，不仅要培养大专院校的新生力量，还要培训大批缺少法律知识的司法干警。教育司全体同志在宋子成、苏文、王珉灿、曲文阁、王浩等司领导的带领下，全力以赴抓好这一光荣任务。
加速培养合格的人才，要有足够的师资，还要有高质量的“无言之师”——教材。而当时师资和教材的状况却不容乐观。80年代初，全国大学法律教师只有1400余名，其中教授和副教授更是少得可怜，北京政法学院有正副教授6名，能教学的仅有4名；华东政法学院无一名正副教授；西北政法学院只有2名副教授；四所政法学院中，只有西南政法学院情况稍好，有正副教授10名，其中能教授课的8名。这些师资大都年龄偏大，由于多年停止教学，学业有所荒废，知识也有些老化。据司法部有关资料显示，建国后我国从来没有组织编写法学院统编教材，所有教材和讲义是从苏联引进，便是由任课教师自编自教。教师们为了自编教材而疲于奔命，穷于应付。“文革”中，法律院系是重灾区，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各校自编的一些讲义与资料很多已经散佚，侥幸保留下来的一些教材内容陈旧，大都难成体系。总的情况是教师少，教材老。上述情况表明，如果沿袭传统的做法，仅靠个别教师自编教材，一门教材各校重复编写，不但质量得不到保证，时间也会拖得很长，难以及时跟上整个法学教育的协调发展。
1980年7月司法部与教育部商定，由司法部教育司主持，成立由两部共同领导的法学教材编辑部，集中全国法律院系有限的教师资源，编写出体系完整、观点正确、内容较新、质量较好的法学教材。编写教材的指导思想是：总结建国以来法学教育的经验教训，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根据新时期法律体系的要求，力求正确论述和介绍法学各学科的基本原理、基础知识和基本资料，注意内容的科学性、系统性和相对稳定性，取材力求其新，论述力求简明。当时是否组织编写教材也有不同认识，如认为我国立法刚刚起步，很多法律是空白，编写教材还不成熟，后来权衡利弊，在培养法律人才时不我待的形势下，统一组织编写教材的工作还是上马了。
编辑部最初的组成人员有：总编辑王珉灿（司法部教育司副司长），副总编辑张宏生（北京大学法律系副主任，副教授）、余叔通（司法部教育司副司长，副教授），顾问王浩（司法部教育司副司长）、季啸风（教育部高教一司副司长，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办公室主任），特约编辑骆静斗兰（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陈光中（中国社全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吴磊（人民大学法律系副主任，副教授）。另有编辑10名。
编辑部组建后，法学教材的编写工作全面展开。在编写的过程中得到了各高校和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派人参加教材编写的有30多所高校和20多个单位（详见附件一）。由于教材编辑部经费紧张，作者参加编写会议的路费都由其所在单位报销，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特别对于派出作者较多的学校（如西南政法学院等）更是沉重的负担。如果没有这些单位的支持，教材编写工作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
附件1
教材的编写程序十分严谨。除少数几种处，大多数教材实行主编负责制，主编对教材的观点、质量和进度负责。每一种教材的编写大都采取以下几个步骤：第下一步，召开编写会议，讨论和拟定编写大纲，确定分工和进度；第二步，召开第二次编写会议，讨论作者写出的初稿，根据讨论意几再由作者分头进行修改；第三步，主编与副主编集中书稿，进行最后的修改和定稿；第四步，书稿交编辑部，由编辑进行编辑加工；第五步，由正副总编或聘请有关专家审稿；最后由责任编辑清稿后送达出看出版。编辑部写的高校教材均列入高家教育委员会（教育部）组织制订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确定全国高等校法学教材或法学试用教材。
从1982年6月开始，多系列、多层次的法学教材陆续出版。到1991年共出版教材131种，其中大学法律专业系列教材36种，大学经济专业列教材21种，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系列教材9种，国际法、国际私法与国际关系教材8种，法律大专系列教材9种，干部培训系列教材15种，法律中专系列教材14种，教学资料选编19种。总字数约3500余万字。分别由法律出版社、群众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武汉大出版社出版，其中法律出版社出版最多。
教材出版后，受到社会各界、尤其受到法院校广大师生和公检法广大干警的热烈欢迎，一向萧索冷清的法律图书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与繁荣，不少教材一摆上新华书店的书架便销售一空，出版社不得不一版再，一次再次地加印。据不完全统计，到19991年，100多种教材的总印量达2000余万册，有几种教材的单本印量超过100万册和200万册。这批教材的出版也引起了国外的关注。1983年我随团去美国访问等，见到几所大学法学院的图书馆收藏了几种刚出版不久的法学教材，他们并询问过教材出版的情况。
二
这些教材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当时的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和法制宣传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为刚刚恢复和重建的法学教育提供了急需要的教学用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法学教育日新月异，新建法律院系迅速增多，招生名额迅速扩大。1979年全国有4所政法学院、6个综合大学法律系，共有大校生3008名；到了1988年发展到5所政法学院、74个大学法律系（专业），共有在校生28778名，10年间在校生增加了近10倍。新编法学教材及时满足了法学教育迅速发展的需要，对新建的法律院系更是雪中送炭。
二、为大批缺少法律专业知识的政示干警解决了培训教材。政法干警中正规法律大专毕业的只有不到3%，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提出，要大培养新的大学毕业生同时，迅速而大量地培训在职干部。他还指出，培训干部比培养大学生更应抓紧办理。大批干警、特别是检察、审判、司法行政等系统的干部开始接受正规的法律培训，从中央到省市迅速创建了数十所政法干校和政法管理部学院，仅1979至1984年就培训政法干部16万余名，函大、电大、夜大、自学考等多等多种办学形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五年中共招生近10万人。他们使用的课本大都是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的大学本科、大专和干训等系列教材。
三、为法制宣传和普及法律知识做出了贡献。编写法学教材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普法教育和法制宣传，但是教材出版却实实在在地为普法教育提供了课本，其中如《法学概论》一书全面介绍了我国的法律体系和各个部门法，对于初次学法的人比较适用，于是成了普法的畅销书，到1991年出到第4版、加印16次，总印刷量在250万册。其他如民法、婚姻法、刑法等教材也在普法中发挥了作用，印量都在数十万至100多万册。普法的实施大大增加了教材的印量。
四、参加法学院教材编写的专家学者，来自法学家教育、法学研究、司法部门以及与法律有关的部门，他们把各自数十年研究法律的心得凝聚成共同的智慧，通过教材这个载体，把我国法学研究的总体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建国以来我国法学界的第一次大交流、大提高。80至90年代所编的大部分法学教材成为当时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新起点。数百位中青年教师和研究人员由于参加了教材编写工作，学术水平有了质的飞跃，奠定其未来发展的基础和地位。
鉴于法学教材所作的重要贡献，其中有些教材先后荣获了全国和省部级的奖励，其中有：
《国际法》主编王铁崖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
《刑法学》主编高铬暄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国际私法》主编韩德培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民事原理》主编佟柔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民事诉讼法学》主编柴发邦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国际关系史（17世纪—1945年）》主编王绳祖司法部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法医学》主编郑钟璇司示部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婚姻法学》主编杨大文司法部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中国法制史》主编张晋藩司法部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国际贸易法》编著沈达明、冯大同司法部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及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国际关系史（1945—1980）》主编何春超北就市哲学社会科学及政策研究成果二等奖
《法学概论》主编吴祖谋河南省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
荣获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的教材，同时也荣获司法部高等校优秀教材奖。
▲1982年12月3日，刘复之同志（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法学教材座谈会。
1982年12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法学教材编写座谈会，对前期（80至82年）的教材编写工作进行了总结和汇报。司法部部长刘夏之主持会议，中央书记陈丕显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在讲话中对教材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说，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编写出这么多教材，成绩是很大的，你们为法学教育和法制宣传做了一件好事。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国法学会名誉会长杨秀峰，最高人民法院长江华，以及教育部副部长彭珮云等。170多位参加教育编写的专家、教授者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充分肯定了前段工作的成绩，并指明了今后的方向，对全体编写人员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对教材编写工作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不可否认，由于时代的局限，不少教材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憾，留有一些当时难以消除的时代痕迹。改革开放之初，大家还没有从“左”的影响中完全解脱出来，在理的论述中较多地强调了法的价级性，并不适当地突出了我国的法律与西方法律的“根本区别”，而忽视了对西方法律的介绍和借鉴；某些部门法教材对法律实务与司法实践经验与案例的论述也有些欠缺，等等。这些不足，通过后来修订，得到了一些改进。知识是由一代接人一代人积淀起来的，上代人研究的成果是我们这一代人研究的起点，同样，我们的研究成果仅是下一代人研究的起点。对前辈要宽容，更要继承。当我们站得高一点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的脚下是前辈学者的肩膀。
三
据1990年统计，参加编写工作的专家、学者共约600余人（次）。他们是由教材编辑部从全国范围进行选拔，并结合各校推荐而产生的。其中有年高德劭的饱学之士，也有具有真才实学的中青年俊秀。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全国老一辈著名法学家大都加入了教材编写队伍，仅举如下十几位：
王铁崖（国际法，北京大学教授）
韩德培（国际法，北京大学教授）
陈盛清（外国法制史，安徽大学教授）
周枏（罗马法，兰州大学教授）
魏文达（海商法，上海海运学院教授）
陈东启（法医学审稿，中国医科大学教授）
沈达明（国际贸易法，北京外贸学院教授）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南京大学教授）
吏久镛（国际经济法，外交部法律顾问）
贺其治（外层空间法，外交部法律顾问）
谢怀栻（民法，中国社科学所终身研究员）
汤宗舜（专利法，国家专业利局顾问）
赵宝煦（国际政治，北京大学教授）
赵理海（国际，北京大学教授）
朱其武（国际法，北京政法学院教授）
佟柔（民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等。
这些令人尊敬的专家、学者都是解放前毕业于各大名牌大学的高材生，或者是留学国外的硕士和博士。他们既有深厚的中华文化的底蕴，又受到西方文化的陶冶，毕生致力于中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在各自的学科都有重要贡献，不少人的著作具有开山和奠基的意义。他们学风严谨，不挂虚名，与中青年作者同样分工执笔写作。他们的真知灼见使教材提高了水准，也使中青年学者受益非浅。在我国法学教材建设的历史上留下了他们的深深的足迹。说他们是国家的精英是当之无愧的，令人惋惜的是，有些人已离我们而去，留下了他们的宝贵遗产，带走了他们的满腹经纶；如今健在的也已八、九十岁高龄，有几位已是年近百岁的老寿星。他们的学生说：“也许在学问上我们有可有追赶上他们，但是在做人的无私、做学问的严谨上，我们很难企及他们，这就是我们和‘大家’的区别。”他们以其高尚的品格和卓越的学识影响着后代学子。
在这600多人长长的名单中，我们发现在教材出版之后的岁月里，这些专家、学者为我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制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有。有相当多的人陆续作出版，在各自的学科里多有新的建树，在法学教育领域已成为博士生导师和学科带头人；在全国和省市的人大政协里也有他们许多人的身影，他们以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身分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和决策，《行政法学》主编罗豪才在1998年第九届全国政协会议上被推选为政协副主席；还有些人担任了省市司法部门的领导，在司法的第一线贡献他们的才智；《宪法学》的两位主副编许崇德和肖蔚云在香港、澳门回归之际，成为香港和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香港和澳门特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为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做出了贡献；有几位作者长期活跃在国际司法领域，《国际经济法》的作者史久镛，继40年代的徐谟、50年代的顾维钧和80年人的倪征之后，1994年被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选为国际不法官，2003年又被国际法院15位法官选为法院院长，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担任这个重要的国际司法领导职务。《外层空间法》作者贺其治，自1980年起担任联合国外层空间委员会中国代表，联合国外空不律委员中国代表团团长，国际宇航员科学院院士，国际空间法学会理事、终身会员并荣获该学会荣誉奖。他还是美国林肯大学名誉教授，加拿达麦吉尔大学客座教授。我们的作者中还有许许多多极其优秀的人才，这里提到的仅是他们中的一部分。
四
▲教材编辑部部分同志在白石桥路44号办公地址 (杨永磴先生 供图）
据杨永磴老先生介绍：”这一张照片拍于白石桥路44号，原法学教材编辑部就在这个院内的一栋楼的四层，对编辑部来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10年时间在这里组织编写了一大批教材，为我国的法学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左一的那位叫黄翠玉，解放前大学毕业，处级老编辑，还兼职编辑部的会计工作，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幸于90年代因病去世。“
谈到法学院教材，最让我们怀念的是法学教材编辑部第一任总编王珉灿、第二任总编辑余叔通、副总编辑张宏生和老编辑黄翠玉、潘祜周同志，他们都已先后离开了我们，他们对我国法学教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我们会永远铭记在心。
▲80年代上半期召开教材编写会议合影 (杨永磴先生 供图）
据杨永磴老先生介绍说：“前排右四是教材编辑部总编辑王珉灿同志，他是编辑部的创始人，是有功之臣，可惜我没有他个人的照片，他也早已去世。后排中间是蓝明良同志。他的左边是江平教授。”
今年的8月9日是王珉灿离开我们11周年的日子。他是改革开放初期法学教材编写行动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他以过人的胆识和魄力，组织了大规模的法学教材编写工作，为新时期的法学教育和法学教材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嘉惠学林，功不可没。原法学教材编辑部的同志们和很多参加教编写的专家学者都很想念他。
▲《宪法学》 吴家麟/主编
原宁夏大学校长80岁高龄的吴家麟教授至今仍念念不忘王珉灿，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是王珉灿把他拉回到法学队伍了却了他归队的梦想，并影响了他的后半生。吴家麟被定为“右派”后，被迫离开了他素有研并十分喜爱的宪法学，调到宁夏大学改教逻辑学。王珉灿慧眼英雄，1980年请他出主编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宪法学》，这部1982年宪法颁布后出版的第一部宪法学教材，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许崇德赞为“破国内数十年法学研究之冰封，开宪法学繁茂先河”。此后，吴家麟又把逻辑学引入法学并主编了教材《法律逻辑学》，此书被誉为我国法律逻辑学的奠基之作，出版后销量很好，一再加印，后又被引至台湾出版。浙江大学一位教授在庆祝吴家麟80华诞的大会上说，影响吴一生最大的人有三位：一是他的恩师张志让，一是他的夫人汤翠芳，另一位便是王珉灿。
王珉灿知人善任、唯才是有，不拘一格起用了一批确有真才实学的中青年人，使他们得到了发挥自已才能的机会。这批当年三、四十心岁的中青年教师在教材的编写中大受裨益，并以此为起点逐渐成长为当今的知名学者和学科带头人。著名行政法学家应松年便是其中之一。1980年，时任西北政法学院教师的应松年，风尘仆仆来到北京深入研究自已刚刚涉猎的行政法。不久他得知法学教材编辑部正在编写《行政法概要》，便找到总编辑、该书主编王珉灿，要求跟随编写组学习。王珉灿在交谈中了解到他在行政法方面有一定基础，便安排他编辑部担任行政法的编辑工作，这次机会使他接触了一些全国知名的行政法专家学者，并在他们交流中获得匪浅，加之他自已该苦钻研，从而打下了行政法学的坚实基出础。这段经历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此后人久，他便出版了自已的专著。现在他是国家行政法学院法学部主任、博士生导师、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并在人大常委会的学习会上讲授行政法。他说，他终生不忘王珉灿对他的帮助和培养，每当夜深人静工作稍有松懈之时，他便想起王老师对他的教诲和期望，就又鞭策自已更加勤奋，更加努力。
王珉灿还大胆起用了几位因历史问题而长期没有很好很发挥作用的老专家老教授。他们都是解放前大学毕业并在旧社会从事与法律有关的各项工作，他们在文革前或文革中大都靠力站，有才不能用，有学不能教，虽学富有五年，但无用武之地。王珉灿了解了他们的情况，本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精神吸收他们参加教材编写，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专业特长。如今，这些人中健在的也已垂垂老矣，“白头教授在，闲坐说教材”，回忆起参加编写教材的那一段时光，他们感到自已的晚年没有虚度，并对教材编辑部有浓浓的亲切感。
▲《行政法概要》
王珉灿自解放后便从事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是一位研究宪法和行政法的学者。在编辑部他亲自审稿，工作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同时，他还主编《行政法概要》，这部教材出版后影响较大，至今仍有学者评介说：“《行政法概要》一书，开创了部门行政法研究之无河”。其内容仍经常被引用。他的生活清苦节俭，平时他就住在编辑部一个不足有10平米的小房间里，这里既是住处，又是办公的地方。他用自备的小煤油炉随便做点粥或饭，再加上星期一从家里带来的一些小菜，就成为他日常的伙食。他患有多种疾病，发病时冷汗直流，手足抽搐，大家劝他去医院看看，他一笑置之，休息一会便又继续工作了。由于教材编辑部不在正式编制序列，经费一直没有固定来源，一般是司法划拔一点，教育部补贴一点，出版社支援一点。而这几个方面都没有保证，时断时续，常常难以为继。王珉灿为此寝食不难安，常常花费不少时间催讨经费。为了教材事业他可谓是殚精竭虑。
老编辑黄翠玉是编辑部的主力之一，她先后承担了多部教材的责任编辑，工作极期认真负责。除了编辑工作之外，她还兼管着财务。一个相对独立单位的财务，既重要又繁锁。她把账目整理得清清楚楚，来编辑部检查工作的上级财务部门都表示由衷的赞叹。她待人诚恳热情，和蔼可亲，凡到过编辑部的作者们都对她印象深刻。用现今的话来说，她是编辑的形象代表之一，作者们通过她和几位编辑来了解和认知编辑部。她是多年的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讲奉献并以此为荣。她1950年中山大学毕业，工作了将近半个世纪，奉献了自已的一生。退休时她还是副处级。在我和她其共事的十几年里，她从未为个人问题提出什么要求。在办退休手续时她对我说，“我要退休了，退休证上的级别，让我真不好意思而对自已的儿女，他们还以为我工作不好呢。”她是普通的人，她也有自尊心，这种心情我深深理解。我向有关部门提她的级别问题，他们说很难解决。后来发给她的退休证上写的是“处级”，没有具写明是正文处或副处，不知这种做法是否给了她一点点的慰藉。她去世时，我去八宝山为送行，当我看到司法部印制的介绍她生平事迹的材料中仍写着“副处级”时，我感到难以名状的沉重和难过。作为她的级，我深感愧疚，也深感无奈。那个不能反映她的贡献和价值的“副处级”伴着她永远地走了，她一再为被伤害的“自尊心”而苦恼了。但是她受到的同事和很多教材作者们由衷的尊敬。
五
王珉灿于1984年离休后，由于各种原因编辑部停办了一年，1985年又重新恢复，新任总编余叔通和副总编张宏生、陈光中、吕敏光、杨永磴及各位编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把教材编写工作继续下去。一方面根据新的立法和新的法学研究成果，修订了一批原编教材，以便使之常用常新；另一方面根据邓小平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指示的精神和法制建设的发展，又确定了一批新的选题，扩大了编选范围。重点编写国际经济法系列和国际关系、国际法方面的教材。在编辑技术上，对书稿的编管进行了规范化。到1991年，这些教材已基本齐，为新形势下不断发展的法学教育提供了多学科的教学用书。正副总编们除了完成自已的行政领导和教学工作以外，还承担了大量的审稿工作，为了及时出书，他们常常把书稿带回家中班审看。法学教材编辑部先后有20余名专职、兼职和特约编辑，其中有；周才储、王子光、吴芝芬、黄翠玉、何燕、王英昌、贾苑生、吴颖、潘祜周、胡笑梅、尹雪梅、王青云、闫欣、杨阳、孙荣生、张军、应松年、董君利、候洵直、伍柳村、高潮、张玉根、史达新、杨永磴等。他们之中有教授、讲师，处长、副处长、硕士生和大学毕业生等。他们在编辑部工作的时间有长有短，一些老同志一直干到离退休。老中青编辑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大家“有创业之意，无争名之心”，一心一意要把法学教材编好。法学教材所取得的成绩都凝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
▲山东烟台召开教材编写会议合影 (杨永磴先生 供图）
杨永磴老先生在介绍回忆道：”这是在山东烟台召开教材编写会议，每一次召开这样的会议都是群英荟萃，各门学科的专家学者出席。“
自1980年起，法学教材编辑部包租了海淀区百石桥路44解放军工程招待所第四层部分房间作为办公地点，同时还用于接待各编写组会和京外作者住宿。西南政法学常怡教授描述过《民事诉讼法教程》初稿讨论地点的事，反映出当时创业的艰难。他说：“我们先在一个招待所呆了5天，因为找不到开会的地方，就搬到民族学院学生宿住了一夜。王珉灿业看望大家时说，这里条件太差，让我们三位外地来的副主编搬到教材编辑部去住，但在编辑部也是住在一间会议室里。”编辑部条件确实比较简陋，每层楼只有一个公共卫生间，一个房间住三、四个人是常事有的事。这栋东西向的楼房，暖气宜人冬好过，热浪蒸腾夏难熬”。每到夏天上午西晒，不管房朝东朝西大家只有冒汗的份儿，当时没有电扇可资消暑，有的作者就把桌子搬把到楼道里写稿，或者光着膀子披着湿毛巾坚持工作。到了晚上常常挑灯夜战，大楼里灯火通明。作者们来到北京，编辑的同志前往接站，偶有恙，也悉心照料。大家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外地的一些作者不管公事，私事来到北京冻都愿意到编辑部坐坐，有的临时找不到住处，就在编辑部的硬板床上住一两天，他们把编辑部亲切地称这为“教师之家”。时至今日，二十年前的往事仍然萦回在大家的记忆之中，有的作者仍与老编辑们保持着联系，逢年过节相互寄个贺卡问候。那段“苦，并快乐着”的美好时光，像一个放飞在天空的风筝，不管飞的多远多远，都有一根线维系在大家的心头。
本文主要是回顾1991年以前法学教材编辑部及教材编写的历程，1991后以后编辑部继续主持编写了一批新的教材，取得了很大成绩。后来部属院校全部移交给了教育和有关省市，教育司也随着之撤销，法学教材编辑部终于完成了自已的历史使命。在编辑部短暂的历史里，一直得到部党组和主管部领导谢邦治、朱剑明、鲁坚、金鉴的指导和关怀，也得到教育司主要领导甘绩华、邢同舟和全体同志的关心和支持。
附件二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吴芝芬和周才储同志的鼎力相助，他们为本文提借供了有价值的意见和资料，同时还参考了霍宪丹同志编著的《中国法学教育的民展与转型》一书，在此均深表谢意。得以作为微信文章推送给读者，小编得特别需要感谢杨永磴老先生对我们在文字和照片上的使用授权，一并还需特别感谢法律出版社黄闽社长以及法律出版社教育分社吴昉女士对本文鼎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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