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艳阳:学术是一种生活方式

文 | 徐艳阳

来源 | 徐艳阳的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在安徽省法官学院论文写作培训班上的讲课

我们这个班是为全国法院系统论文写作评比而开设的，这个班的学员多是各地中院推荐的写手，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全省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的最高水平。在我到法院工作的20年里，我参加过两次论文评选，分别是第13届和第23届，都只获得了全国的三等奖。想想台下坐着一等奖的获得者，我的讲课不自信到简直讲不下去。好在成人教育更多的意味在于互激而不是教诲，我还是把自己这些年没有放弃的学术研究的心得和大家交流一下。

我有个模模糊糊的感觉，近年法院内部学术研讨的氛围不是那么浓厚了，我想可能的原因在于，学术研讨不太指向职位的升迁，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职位的升迁、财富的增长似乎是最大的意义，甚至是唯一的意义。如果不解决学术研讨的意义，就没有办法鼓舞斗志，所以我们就先讨论一下学术的意义。人为什么要学术研究呢?

我想到的第一个原因是：学术是人性冲动。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这是在讨论意识与物质的辩证关系。当然，我们更熟悉的辩证唯物主义对此的认识则是相反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我们不能就此展开讨论，否则会为这个哲学上的基本问题先把自己挂掉。无论你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应该都会分享一个观点，那就是：格物致知确乎是人性的冲动。

人性这种冲动当然有着巨大的功利意义，人类的每一步进步都与这种冲动相关。为什么每只苹果都向下坠落?牛顿不凡的思考总结出万有引力定律，描绘了我们生活的物理世界。为什么人与猿有那么多的相似性?达尔文不凡的思考归纳出进化论，描绘出我们来向的生物轨迹。凡此种种把我们人类从远古天地苍茫下的微弱引领到今天睥睨众生的豪迈。大家想想看，这两天合肥下了那大的雨，如果这么大的雨放在远古，会是怎么样?我想，慌成一团的远古人类会在山洞里觳觫颤抖。

按照康德归纳的哲学四个基本问题：一、我们能够认识什么?二、我们应该做什么?三、我们能够期望什么?四、人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是认识论的范畴。第二个问题是伦理学、法学的范畴。第三个问题是宗教的范畴。第四个问题是人类学、文学等的范畴。当然这都是一种粗疏地全景的说法。

理科偏重人类对世界的解释与探索，文科偏重人类对自身的认知与管理。那么，我们现在看看文科学术研究的意义。

现在有一个网络热词叫“三观尽毁”，什么是三观呢?三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三观是人生活于世的支撑力，三观尽毁就是没有了这支撑力，崩溃的意思。三观能够修正世界，世界也能修正三观。我们就是在这相互修正动态平衡中解释着世界和人生，如果解释不了就会“不通则痛”。

比如：死亡。死亡是人生至痛，如果没有解释就难得解脱。大家知道，儒家思想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儒家有时被称为儒教，但通常认为儒家思想不是宗教，主要因为儒家思想没有终极关怀。孔子弟子问孔子死的问题，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实际上是一种回避，中华传统文化里缺少宗教勖勉的因子，所以会显得更无助些，但也不是没有解释方案。如庄子式的彻底的理性。庄子妻子死了，他的朋友惠子来吊唁，看到庄子正在鼓盆而歌，惠子自然不解，庄子的解释是人本来是没有的，气聚为生，气散为死，人本来就是散的啊，有什么好难过的呢?庄子后来自己快要死，他的学生们说一定会厚葬庄子。庄子说，“不必了，你们把尸身扔到旷野中就好，我以天地为了棺椁，以日月星辰为陪葬”。学生们又说，“扔到旷野中会被狼狗咬噬”。庄子又说，“埋在地下会为蝼蚁所食，你们为什么非要抢狼狗的口粮给蝼蚁呢?”又如佛教式的超然的豁达。佛教认为，人的生老病死是万事万物成、住、破、空的实践方式，佛教相信转世、相信因果。昂山素季来华访问，有一篇微信热传的文章叫《佛陀树下有清凉》，这个题目很好，佛教是宗教也是哲学，对许多事都有他的解释，这个解释对于在尘世中挣扎的我们来说就是荫蔽。相形之下，彻底的唯物者在这个问题上更无助些。

比如：得失。得之喜、失之悲是人之常情，要达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非修炼不可。清代孔尚任的《桃花扇》【离亭宴带歇指煞】中有“俺曾见，金陵玉树莺声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过风流觉，把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唐寅《桃花庵歌》中有“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醉半醒日复日，花开花落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后富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富贵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使我得闲。别人笑我忒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慕，无花无酒锄作田!”杨慎：《廿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开场词中有“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对得失的俯视，就会深陷其中。我们现在偏重“得”几乎到偏执的程度，却对“失”的哲学不予理会，这就形成另一种脆弱。

这两个例子相对抽象，下面我举个具体的例子。比如：拆迁，这可能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发展最大的问题之一。其面临危机有二，即拆不拆和怎么拆。先讲前者，熊培云写过一本厚厚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描写了其对村庄衰败的悲怆和留恋。这本书文体偏散论，基本是感性的抒发。如果我们理性地分析，可以发现村庄的沦陷是在国家城市化发展的背景下的产物。要不要这样发展呢?李泽厚对此是有解释的，当然李泽厚作为纯理论家，他并不是专门论拆迁和城市化的。李泽厚提出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理论，其要义是：历史主义讲发展，伦理主义讲善。恶是什么?就是人的欲望，但人的欲望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动力。历史的发展一定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这就是精神的代价、道德的代价、伦理的代价。我们人类的发展就是在这两者平衡中向前的。我们把这一解释用在对拆迁问题的思考上，是不是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呢?

那么，既然发展，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的拆迁纠纷呢?郑永年也是有解释的，当然他的解释也不是针对拆迁的，但我借用过来给大家看看。郑永年说，“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成长、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分化等等，都在客观上促成着中国民主的产生和发展。在利益分化的情况下，民主不仅表现为不同社会群体对政治参与的要求，更是一种分配利益的技术手段和制度安排”。我们的拆迁纠纷那么多，从这种解释来看，很可能是我们没有用好该用的技术手段和制度安排。

总之，这个世界欠你一个解释，或者你欠这个世界一个解释，要完成这个解释不进行学术研究怎么行呢?

我能想到的第二个原因是：学术是一种生活方式。

如果把学术当成一种生活方式，我个人体会它的好处在于清洁感、成就感、充实感、控制感。

引一段文字给你们：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大家看美不美?这是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的代表作《湖心亭看雪》，选自《陶庵梦忆》卷三。文章以精炼的笔墨，记叙了作者湖心亭看雪的经过，描绘了幽静深远、洁白广阔的雪景图，表达了作者孤独寂寞的心境和淡淡的愁绪。我们看了这样的文章，实际是目游千里赏湖心亭冬雪，分享了寂寥的个人小世界和苍茫的天地大世界。

再比如《红楼梦》是一本好到无法写完的伟大作品。《红楼梦》在引子里说作者“披删五稿”，所以我认为红楼可能不是因为作者个人的原因没写完，而是无法写完。《周汝昌传》序中提到《红楼梦》的四伟大：思想感情之伟大、学识广博之伟大、气味品格之伟大、才情诗境之伟大。那么你还不去读读《红楼梦》吗?

现在不时会听到有人说书贵，还有比这更罔顾事实的说法吗?一件品牌的衣服就要1000元、2000元，穿一季可能就不穿了，这个价钱买书能买一堆了，因为学术书通常折扣大，如果买学术书能买一大堆了，而且越品牌越经典就越便宜。

读书如此，听课亦如此。周汝昌回忆顾随上课：“他当时‘上堂说法’，那真是音容笑貌，精彩百出。名师上堂，正如名角登场，你没见过那种精气神，一招一式之美、一音一字之妙……”

人民大学出版社有一本书《顾随诗词讲记》，占点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的来源。叶嘉莹是当年顾随当年学生，1982年回国时痛惜老师遗稿在十年浩劫中毁弃，遂分三次将自己当年的听课笔记交于顾子之京整理出版。第一次交付的即有八册，用顾之京的说法是“每页每行，密密地写满了流利清秀的钢笔小字”。想想看，十余册笔记和大叠活页笔记，跟随叶嘉莹辗转去国40年。而且，“我惊奇地发现，经过岁月年轮的磨洗，这些笔记不是变得更旧，反而是更‘新’了——笔记上页页处处留下了嘉蒙教授这二十余年间重读笔记的印迹：许多过于潦草的或已淡化了的字被她用墨色水笔一个个重新描清，有些页被描过的字竟有一半以上；笔记行间的空白处加上了简要按语，写着重读时所想到的问题或补充、或解析、也有质疑。”叶嘉莹当年只是顾随普通听课的学生，私人情份并不足以至此，其本质在于是知音的缘故。

一曲广陵散，从此丝弦绝。就象金庸在《笑傲江湖》描写的那样，刘正风与曲洋临死之前，最后琴箫合奏一次“笑傲江湖曲”，高山流水，琴箫合鸣，一曲悲歌在明月幽谷间久久萦回，弄弦抚箫间二人相视而笑。“突然间铮的一声急响，琴音立止，箫声也即住了。霎时间四下里一片寂静，唯见明月当空，树影在地”。于心相交，以乐会友。凡人纵有百般不解，又如何?何为正邪?我自天涯狂客，拂弦弄箫，相知心灵，只有一曲 “笑傲江湖”。

我个人类似的学术体验发生在王亚南所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王亚南是《资本论》的中文译者，他受李约瑟的启发写了这本书，大家看书名就知道这本书不是催泪的韩剧，但我在研习这本书时数次潸然落泪，深感其撕开了重重迷雾，精准地把握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核心。换成学员们现在微信中的表情图标大约就是握手了。

这样的故事很多，有叶嘉莹与顾随这种映照式的知音，也有林毓生与殷海光这种传承式的知音，还有吵一辈子论辩式的知音，但都是跨过时空的心灵交汇，找到自己的精神血统和艺术亲人。

我想到的第三个原因是：学术是一种职业凭仗。

大家知道，现代法学的背景文化是西式的，自从清末修律以来，中华法系就断裂了，清末修律、民国六法全书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建立的法律体系在思想渊源上、理念上，甚至制度细节上都更受西窗法雨的浸淫。比如：我们三大诉讼法铺设的司法制度，其核心也在于法官居中，以诉讼博弈的方式组织两造进行举证和辩论，然后得以裁决。这个诉讼博弈，其实也就是学术辩论的过程，其裁决的结果也就是学术论证的结论，司法的公信力大小与法官的学术信服度大小也是一致的。

这两天有两个案子上头条，一个是方是民与崔永元侵犯名誉权纠纷的一审判决，一个是美国同性婚姻是否合法的判例。前者关乎网络言论权与公民名誉权的尺度把握，后者关乎同性婚姻的合法性。这些案子的是非输赢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学术讨论，法学、生物学、伦理学、哲学等等都会上阵，人类对于权利的探索和正义的追问永远在路上。

美国时间2015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发布最新判例，宣布同性婚姻合法。九位大法官们用五比四的投票结果重新诠释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精神。在多数意见中，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不惜从孔子引用到西塞罗，并雄辩的指出，“对于人类的长远发展来说，婚姻问题的核心在于保持一个稳定的人类协作共同体，这一点在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中从来没有改变过。”“无论是含饴弄孙，亦或是生儿育女，甚至于避孕堕胎。这些种种都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在婚姻关系中的基本权利。”“把同性情侣排除于婚姻殿堂之外是极端不合理的，因为这样的行为侵犯了人们结婚的权利。如果法律不对这样的行为进行保护，他们(或她们)的孩子可能会缺乏来自于合法婚姻的认同感和安全感，他们(或她们)也许将无法享受国家给予的教育红利，而承受抚养未婚孩子所带来的高昂物质成本，这些可怜的孩子们也将会遁入到更加不确定的危险之镜。种种一切都在证明，一天不给同性婚姻正名，这些孩子的正当权利一天将得不到法律的庇护和保障。”反对意见呢?持反对意见的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大法官萨缪尔·阿利托、安东尼·斯卡利亚和克莱伦斯·托马斯撰写了司法意见书。他们洋洋洒洒的文字下，让整个判决书的规模膨胀到了咋舌的103页。这一判决的必然会带来众多法律和伦理上的纠葛，但是是非得失的信用权威就在这投入百倍热情的理性分析之中。

无论是双方当事人间的博弈，还是法官五比四之间的博弈，我把他们都称为诉讼内的博弈，即大家都分享同样的愿赌服输的博弈规则。对于我们国家来说，除了诉讼内的博弈，还有着更深刻的诉讼外的博弈，即法律职业共同体共同面对相违甚深的传统文化，共同面对非正常干预案件的体制和非体制力量。人们经常将法学比拟于医学，但医学与法学的待遇是不同的，很少有人敢在医学问题上与医生叫板，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医学属自然科学，科学的法则非常刚性，不按科学来结果不可逆，二是医学更艰深，一般人不懂。法学就不同了，因为“法无外乎人情”，敢从天理人情角度质疑法官的人多如过江之鲫。因为人治和法治缠斗，敢以权压法的人亦不在少数。事实上，法学也确也是世俗的学科，强调实务与临床，不是象牙塔内就能独立能为的。为学术而学术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学术是一种力量，支撑着我们能够一定程度上引领文化、抗争权力更直捷迈向法治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学的学术是我们的职业凭仗。我这样讲，可能会有人认为，以学术对抗文化与权力是一件很幼稚的事，我也认为不容易，但是如果坚定法治是大势所趋，就会明白这并不是不可能，如果再考虑到社会转型、文化转型、制度转型关键在人心，就会明白法治之路不是一夕成就的政治事件，更是一个个具体案子的学术表达和实践。

　　下 学术研究的本质

学术研究的意义是多重的，但学术研究本质只有一个，那就是思想。学术研究的成果多体现在论文写作之中，论文写作当然有技巧，我们所谓的学术训练也包括论文写作的起承转合。写作的技巧自然重要，就象是我们评价《红楼梦》、《金瓶梅》这些不朽著作时会对其伏笔千里、草蛇灰线的写作技巧叹为观止。但是，我们学术界缺的不是技巧，而是思想，特别是原创的、独立的思想。许多论文包装精美，就像是溥仪早年玩笑送给其弟弟的礼物，剥开层层叠叠、煞有介事的外包之后空无一物，或者只是垃圾。现在学术界常会提到一个尖锐的钱学森之问：我们为什么不出大师?这就要先界定什么叫大师?大师应当是思想大家。大师不是从天而降的，是无数有思想的人烘托出来的。如果我们的时代不提倡大家有思想，或者扼杀有思想的人，那么大师从何而来呢?目前有如下危机让我们背离了学术的本质。

我想到的第一危机是：思想禁锢。

毛泽东概括地说过，“中国二千年尽行秦政”。秦政是什么?我们知道秦王赢政灭六国后统一了中国，此后为这个统一做了许多地工作。上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就有，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设立郡县，焚书坑儒，等等。秦之后，虽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主体是统一的，这个统一自有其意义。黄仁宇对此的分析是汤因比式的地理决定论，大陆季风性气候以及几条大江大河形成的无障碍的连片土地所形成的防洪依赖、救灾依赖、抗敌依赖等，其不可避免建立官僚专制制度。这种统一思想的举国体制，其好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好事所向披靡，其坏处是社会活力不足以及溃败亦无力回天。

人治常被我们误读，以为就是落后的蒙昧的，其本质是精英政治的一种，但其所要求的一级服从一级就决定了，国家的整体智力受制于最高统治者的上线。最高统治者没法无限提高自己的智力上线，为稳定计，只好降低下面的智力上线。在这种情况下，愚民是必然的。

比如，大家都知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具有颠覆世界版图的意义。常有人不断地论证说，中国早在哥伦布之前就到过新大陆，也许是吧，中国离美洲、澳洲那么近，航海技术也达到相应的高度。郑和七下西洋遛达了那么远，民间南洋求生、海里刨食也许也到过吧。但是，我们没有开拓意义的航海与发现，这应是不争的事实，而没有开拓意义的到达有什么意义呢?与买中了彩票却不知领奖是一样的，更让人遗憾了。到没有到过新大陆搞不清，朝廷下达了“寸板不许下海”的禁令却是明明白白的。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时中国正面临着相当严重的人口危机和粮食危机，危机都没有倒逼出开拓来，这是为什么呢?这里的原因也许很复杂，也许也不那么复杂。思想垄断、政治垄断就是这样，我不搞，我搞不好，我还不许你搞。主要的动因就是，你搞大了，我怎么办?

思想无禁区才会有活力，独大的结果是大树底下不长苗。思想无禁区常常倾向于“求真”，而非“致用”。傅斯年是历史学家，他针对史学说过，“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明，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当然这个求真的说法并非没有伦理上的冲突。比如，“学术无国界，但学者却有他的祖国”，再比如说，顾颉刚在古史辨运动中主张，为了建立和构造正确的中国上古史，必须纠正自古以来陈陈相因的古史观念，“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顾颉刚这一主张在日本侵华时即受到极大的挑战，顾本人也担心自己所坚持的学说成为日本侵华的口实。不过，从总体上说，我们学术思想更大的问题不是自由问题，而是禁锢问题。

除了人治造成的禁锢外，知识惯性也会造成禁锢。比如：“刑乱国用重典”这是东西方传统共同分享的葵花宝典，我们都陷于其中，难以自拔。贝卡里亚不是学法律的，是学经济学出身，他在26岁时，即写了《犯罪与刑罚》，提出了诸多振聋发聩的观点，诸如：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为了不使刑罚成为某人或某些人对其他公民施加的暴行，从本质上说，刑罚应该是公开的、及时的、必需的，在既定条件下尽量轻微的，同犯罪相对称的并由法律规定的;历史上任何最新的酷刑都从未使决心侵犯社会的人们回心转意。贝卡里亚以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成为现代刑法学之父，对比今天那些著作等身，却离学术垃圾不远的所谓学者，这其中的启示是什么?

禁锢之下的学术会有双重危机。一重危机在于我们提不出有创见的学说，提不出真正治国平天下的良策。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一国两制的创造者、践行者。我们能设想，在他之前有学者敢并且能有这一了不起的设计吗?另一重危机在于我们无法对任何一项主张的弊端提出预案。世界是辩证的、动态的、利益纷呈的，法律要表达这一点，即价值平衡。专制之下，学术常被弄成宣传文稿，宣传或广告是不会表达弊端的，就象房地产广告，广告词是“阳光大房”，绝不会提示必然发生的“晒人”问题。也就难以评估、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房子所处的纬度、房主对阳光的喜恶、房子装修对阳光的调整、房内设施如空调的摆放等等。

我想到的第二大危机是：路径依赖

2012年，时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卢新宁在北大中文系学生毕业典礼上做过一篇演讲。题目是：在怀疑的时代依然需要信仰。“…… 不管将来的你们身处何处，不管将来的你们从事什么职业，是否都能常常自问，作为北大人，我们是否还存有那种浩然之气?那种精神的魅力，充实的人生，“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往圣绝学”，是否还能在我们心中激起共鸣?”“……梁漱溟先生写过一本书《这个世界会好吗?》。我很喜欢这个书名，它以朴素的设问提出了人生的大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事在人为，未来中国的分量和质量，就在各位的手上。最后，我想将一位学者的话送给亲爱的学弟学妹——无论中国怎样，请记得：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

这是一篇一时洛阳纸贵的演讲，其所提出的的信仰与理想问题也切中了我们这个时代功利主义的弊端，但其本身却是重复我们文化更大的弊端：道德的单一维度。“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立绝学”，还有比这更大的词汇吗?王晓波说我们喜欢用祈使句，确实如此，比如：让我们为建立法治社会而奋斗吧!比如：让我们团结在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等等，这样的表达在我们的媒体、讲话、论文中比比皆是。

号召大家做个好人这有什么问题吗?做个好人当然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这一维度。道德，由于其本质上的内化性，由于其倾向上的虚伪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渐渐失去了征服人心主要力量的地位。王弼说，“父子兄弟，怀情失直，孝不任诚，慈不任实，盖显名行之所招也。患俗薄而名行兴，崇仁义，愈致斯伪”。现代法学的文化基础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是以人性恶作为起点的，我们的文化却是以人性善为起点的。人性善为起点导致守法主要靠自觉，缺乏制约。卢新宁在学生毕业典礼上讲话，做一下道德号召亦无不可。我们要是把法学论文写成这个层面，那就根本忽略了现代法学的基本精神，即人性恶基础上的博弈与妥协。

道德这种路径依赖已成民族潜意识，常常不知不觉中就把学术整成了道德训诫。比如：这里有篇法学论文题目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论文在对法律适用现状和法理解析之后提出了完善建议。作为核心的完善建议就包括提高法官素养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好人遇好人办好事，这样的论文有什么价值呢?

我想到的第三个危机是：制度冲突

冯象说，“法学是文革以后恢复的学科，底子薄，起步晚，人称‘幼稚’。所以只能采取‘拿来主义’，抄民国的、台湾的、日本的、西洋的。这样成本低、见效快。”冯象还说，“我们同学上的各门课程，从来不讲共产党。课本从第一页到末页，都是假设中国的法律跟党无关，只当作外国输入的原理学说，这么一条条一套套讲述。立场鲜明些的，也不过是把新法治视为一匹特洛伊木马：建设成功之日，便是改朝换代之时。”

冯象的这一分析还是比较形象的，我们三十年改革开放建立法律体系基本是泊来的，但这个法律体系的文化和制度基础却没有一起泊来。从泊来的西式法律体系看，这个法律体系是建立在分权的个人责任上，比如：刑法就强调个人核心论、个人责任论、行为论，即认为犯罪是行为无价值，犯罪应由个人承担责任。应当说，这些是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但我们的传统制度与文化并非如此，与传统制度与文化更一致的党文化、党制度并非如此，我们社会铺陈的管理方式更多地体现的是贤人政治下的家长制，是连带责任，是结果论。

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这两个责任就有些类似于家长制下的连带责任。再比如：由于我们存在普遍违法的现象，并不是一经出现违法行为就会受到惩罚，而是围绕结果来的，出现了坏结果再去找责任人，因为个人不独立，找到的责任人常常给人以替罪羊之感。行为违法不违法不是太要紧，结果好不好才要紧，结果大不大才要紧，结果有多大就会由多大级别的官员为此负责。

正是因为我们整体的体制架构更多的是传统的，问题的解决也更依赖传统的手法。比如说，大权在握的领导总会比分权的领导更能干、更有建树。比如说，更加够威够力的纪委比检察院更能对抗愈演愈烈的腐败形势。再比如说，刑事手段介入民事更能破解“法院执行难”，更能解决实际问题。

正是在问题的倒逼之下，我们想出的辙总是加强管理、从严治理之类。我们党提出了从严治党，这是一种从严管理。纪委以“双规”为模式的办案模式，也是一种从严管理。法、检两家为主体的司法改革也是着眼于加强内部法官管理，这也是一种从严管理。公安更是提出努力实现“网格化社会管理”，这更是从严管理。

问题是：我们这种自上而下的加强管理我们还能走多远?其一，加强管理有限度。拳头不可能无限度握紧。其二，加强管理有成本。我们要准备多少公务人员来实现对社会的“严密管理”?其三，加强管理有负面。大政府会强化官民对立，产生政府包揽一切的误解。管的过严容易束缚活力。权力的集中也是腐败滋生的土壤。未来的方向也不指向这种等级式的管理。

比如有这么一篇写广场舞涉及法律权利冲突与平衡的论文，作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其一是当事人自行协商和解，其二是加强法院调解，其三是引入行政裁决制度，其四是建立专门的噪声污染纠纷行政处理机构。其一、其二等于没有讲，其三、其四讲了比不讲还可怕。广场舞纠纷最难解决的是环保噪声评估不超标却影响他人生活的情况。既然不超标，行政裁决如何介入?这个纠纷实际上是纯粹的民事纠纷。公权力介入民事纠纷会不会导致对法律体系的破坏?更有甚者，作者还提出设立专门的噪声污染纠纷行政处理机构，为了解决这么个纠纷就成立专门机构，那么别个比这还大的纠纷是不是也要设立别的专门机构?这多么专门机构所费几何可框算了?一个地区有多少跳广场舞的?这个白天没事晚上忙死的专门机构要多少人才够应付?考虑没考虑整体上我们国家官多民少已经成为成为危机?

结语

以上我阐述了我对学术研究的意义和本质的认识，谈学术研究意义是为了对抗功利主义，谈学术研究本质是为了对抗学术空壳化。说实在话，我对学术功利主义还不太担心，按照马斯洛心理需求层次学说，人类的需求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而这些需求是有层次的。我们现在弥漫的功利主义是过去深重贫穷的一种代偿，也是过去单一言义的一种反正，功利主义会在需求层次的提升和个体间博弈中自我终结。我更关注的是学术研究的本质，如果背离了这种本质，学术就不再是学术，其危害不在于无效劳动那么简单，其湮没有价信息、浪费正面激励，更重要的是可能造成误导。法学学术研究的方向三大类，即思想论、立法论、司法论，不论哪一种都不能是在“正确的”思想下的法条循环论证，都不能是不解决实际问题的自说自话，更不能是为了治标而忘记了可能的方向与治本相悖。从上面三大学术误区看，传统文化已成深刻的潜意识，甚至于占领了法律人的头脑，表现为思想禁锢，表现为道德至上，表现为强烈的国家干预主义，这三条实际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重复，问题是这些传统手段在传统时代都用不下去了，我们还能用的比传统时代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