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认识论文艺学、审美论文艺学与文化研究:新时期文艺学的发展轨迹

　　 解放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认识论文艺学在我国居于主宰地位,其标志为文艺反映论。新时期文艺学厘清了文艺反映论的两个来源。其一是前苏联文学理论教科书沿袭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主张,认为文学要再现生活,描写生活,这种说法把反映理解为文学对生活的从属关系,忽视了文学的创造本性,带有费尔巴哈旧式唯物主义的痕迹;其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学是植根于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式的主张。在建国以来的文艺学研究中,人们常常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表述简单化地理解为文学必须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方面,导致对“写本质”的强调。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人们对反映论提出了质疑,认为文学的本质应该是创造,是表现。而且从文学的性质和功能来说,反映论也过于狭隘。“单纯地从认识论和政治的角度来看,把文学看成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当然没错,但是,……对文学本质的规定,还可以从其他角度,例如,从哲学角度来看,文学是克服异化,使人性暂时获得复归的一种手段;从价值学来看,可以说,文学是人的人格和思想感情的表现;从心理学来看,可以说,文学是苦闷和欢乐的象征,是人的内心活动的升华;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在特定时代环境中,也可以说,它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只是暂时的);从审美的角度看,它是有缺陷的世界的一种理想之光。”因此一些学者主张用审美反映取代反映论的说法。童庆炳说,“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论断只是阐明了文学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一切社会科学的共同本质”,而不是特殊本质,“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是审美的反映。审美是文学的特质。”钱中文也认为,反映论作为一种哲学学说,应用于说明文学容易导致把创作的源泉与对象相混同。从源泉上说生活是源泉有它的道理,但文学的对象则不能说是生活,而是主观性的心理现实,所以他认为“在文艺理论中,要以审美反映代替反映论。”这样,20世纪80年代之后,文艺反映论慢慢过渡为审美反映论,但还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反映论或认识论文艺学的基本框架。

　　 80-9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被介绍到我国,审美、形式、虚构渐渐被视为文学的内在性质。而随着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提出和形式美学研究的兴起,审美论文艺学逐渐替代了认识论文艺学。在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钱中文、童庆炳等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出和倡导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可以说,该观点是对他们先前提出的审美反映论的推进和发展。钱中文把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看成审美性的表现,“因为文学的审美特性并非外加,它是文学这种意识形态固有的本性,它来自文学的独特对象、创作主体和把握它的特有的方式之中。没有审美特性,根本不可能存在文学这种意识形态,而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不过是文学审美特性的一般表现。”而童庆炳则将“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视为一个融合结构,“现实的审美价值具有一种溶解和综合的特性,它就像有溶解力的水一样,可以把认识价值、道德价值、政治价值、宗教价值等都溶解于其中,综合于其中。”从他们的论述当中不难发现,审美意识形态这个说法,是以对人类意识向审美意识的发展和对文学的审美属性的指认为核心的。从精神实质上看,审美意识形态论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和形式主义的审美形式批评,包含了把文学的审美属性和人文社会属性加以统一的理论旨趣。它和同期兴盛起来的叙事学、文体学、文学语言研究等形式美学研究交相辉映,标志着我国当代文艺学从认识论文艺学向审美论文艺学的迈进。

　　 90年代至今文化研究的兴起,是文艺学研究最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这一方面与晚近西方学术的综合化趋势对我国学界的影响有关,同时也与90年代以来我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大众文化、消费主义的兴起、社会文化问题的凸显有关。文化研究在中国刚开始的时候,其论域还只是后现代主义研究、大众文化等有限的话题。21世纪以来,广告、时尚、全球化、现代性、知识分子、新兴媒介与文学的关系等问题都进入文化研究的视野。文化研究的倡导者之一陶东风认为,随着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的发展,审美已经超出纯艺术/审美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如今,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而“文艺学知识生产的突出问题之一表现在不能有效地介入当下的社会文化与审美/艺术活动,……尤其是大众的日常文化/艺术生产与消费活动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他指出,文艺学对审美自主性的坚守,使之无法应对文化与艺术的市场化、商业化和日常生活中的泛文艺/审美现象,这正是当前文艺学的困境所在。文学理论必须及时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进行越界与扩容。金元浦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文学的各种相关要素在不同时期的组合是不同的,20世纪是文学重新划定边界的世纪,表现在理论上就是学科的越界、扩容、交错与重组,因此“文化研究”就成了文学理论适时而出的学术策略。而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朱立元等人坚持用审美主义或审美意识形态理论说明和解释当代中国的文学现象和审美经验。童庆炳认为,文学理论研究的边界固然要随着文学的发展不断地变化,但不能脱离流动的文学事实、文学经验与文学问题。王元骧认为,审美主义是我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进程的一部分。他强调审美维度与文学审美研究的重要性,反对把审美与感官满足与享受等同起来。朱立元承认我国文艺学确实对中外文学新思潮、新特点有所疏离,对信息时代的大众文艺、网络文学研究不够,当代文艺学的革新和建设要从研究文学现状和文学问题入手,但是西方文化研究本身极其复杂,在西方已呈衰落之势,“引进文化研究理论是无的放失,并没有针对文艺学的现实问题。”文艺学研究无须也不应该放弃文学问题。有人甚至从话语权的转移与争夺来看待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文艺学的边界之争,因为老一辈学者多以文学研究为主,“毫无疑问是该场域中‘文化资本’雄厚的人。”

　　 就文学研究而言,中青年学者既然在学术积淀、知识累积上无法与中老年学者相比,便瞩意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兴盛涉及到先到者与后来者在文艺学场域中的力量分化、对比与转换。可见,传统的以文学为依托的文学理论研究与90年代以来偏重文化研究的“泛文艺学”研究冲突日益加剧,文艺学研究队伍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即分裂为坚守以文学研究为中心的学者群和倡导、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群两个相互冲突的阵营。文艺学研究在整体态势上有从认识论文艺学,到审美论文艺学,再到文化研究的趋势。

　　 文化研究扩大了文艺学的研究范围,从文学与多种文化现象的相互作用的现实境况中不断地激活理论,生长问题,给中国文艺学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是文化研究漫无边界的跨学科化又有消解文学研究的危险,更对审美论文艺学所固守的关于艺术静观、非功利的自律性美学原则构成了挑战。中国的文化研究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引进,反本质主义思维流行的大的文化背景之下展开的,呈现出明显的反基础、反预设的解构倾向,其发展前景难以预料。

　　 二、范式革命:观念和方法更新中的文艺学研究

　　 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曾经提出过科学研究的“范式”概念。从库恩的具体论述看,所谓范式大致包括两个层次:科学研究活动的世界观、理论和方法、工具。他认为科学革命就是范式的革命,“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科学家由一个新范式指引,去采用新工具,注意新领域。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在革命过程中科学家用熟悉的工具去注意以前注意过的地方时,他们会看到新的不同的东西。”如果把库恩的范式比做文艺学研究的观念和方法的话,可以说,建国头30年,文艺学观念和方法比较单一化,认识论文艺学和极左的工具论文艺学以及与之对应的研究方法长期在文艺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制约了文艺学的发展。改革开放30年,对各种思想禁锢的突破,新思潮、新学术的引进,解放了思想,实现了范式的转变,即文学观念和方法的多样化,促进了文艺学研究的繁荣。

　　 新时期文艺学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开始于对先前文艺学范式的再思考。在认识论文艺学中,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成为关注对象,现实主义成为基本创作方法和美学规范,常常与唯物主义反映论、政治上的进步、以现实为对象、艺术的真实性联系在一起。写真实也被视为现实主义文艺的基本原则受到肯定和强调。周宪认为,19世纪现实主义和哲学上的实证主义思潮有关,推而言之,和朴素实在论有关,即强调事物独立于主体心灵之外的客观实在性和主体与客观事物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而20世纪心理学的进展,科技革命的新挑战,推翻了这种绝对客观性、真实性的信条,即便是现实主义文学,也只是追求有限的客观性,即泛客观性。在朱立元看来,真实性不唯现实主义文学所独有。他主张从多侧面、多角度看待真实性问题,认为真实性涵盖了不同的层次,虽然是对艺术的普遍要求,但在不同的艺术类型中又有不同的表现。艺术真实既体现了创作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认识与反映关系,更体现了创作主体与客观社会生活、鉴赏主体与鉴赏对象之间的审美关系。(15)上述见解动摇了认识论文艺学及与之相伴随的现实主义、写真实的范式认知模式。而工具论文艺学则与认识论文艺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把文学反映生活理解为反映本质(时代本质、社会本质、阶级本质等)时,认识论文艺学很容易蜕变为工具论文艺学。解放以来,尤其是极左思潮盛行时期,我们倡导“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要求文艺反映和描写阶级斗争。这种“工具论”将文艺等同于政治,取消了文艺的人文属性与审美属性。1979年初,《戏剧艺术》发表陈恭敏的文章《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一文,在肯定反映论的前提下,率先向工具论反难。其后,《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指出工具论忽视了文艺的相对独立性,没有反映文艺的特殊规律。由此引发了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大讨论。现在看来,由于当时急于破除旧的范式,该讨论虽然对批判极左文艺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角度还比较单一,未能清晰地区分个人政治、群体政治和国家政治在文学中的体现,对文艺与政治的多方面的复杂关系理解得不够全面。

　　 基于对认识论文艺学和工具论文艺学范式的弊端的意识,新时期文艺学发展在离弃先前范式的冲动作用下,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艺术成为最受青睐的文学观念。前者在人性、人道主义讨论和刘再复的主体性理论中得到体现,后者在文学研究方法论探讨和以语言为中心的文学本体论建构中大显身手。1979年至80年代初的人性、人道主义大讨论肯定了人性、人道主义及其对文学的积极意义,使人们认识到人性与阶级性不能等同,人性大于阶级性,文学常常倾向于表现“共同人性”。如同钱谷融所说:“文学既以人为对象,既以影响人、教育人为目的,就应该发扬人性、提高人性,就应该以合乎人道主义的精神为原则。”“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所产生的伟大作品之所以能为全人类所爱好,其原因就是由于有普遍人性作为共同基础。”钱中文认为,这场讨论的一个结果,是多数学者认识到除了阶级性之外,还有共同人性。问题不仅仅在于承认共同人性,还在于如何描写和评价共同人性,“只有那些具体、生动地描写了健康的、符合生活逻辑的人性共同形态的作品,才能给人以审美享受。”而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以“自我实现”为特征,突出“内宇宙”的自我需要和情感活动,高度重视人的精神主体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提出文学应该成为“人的心灵学,人的性格学,人的精神主体学”,把“文学是人学”的观念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文学观念的变化必然使文学研究方法发生变化,所蓄积的能量到一定的程度会形成新的文学研究范式。80年代中期开始,以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以及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对文学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做法兴盛起来。其中,对文学的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研究无疑与文学是人学的观念有关。此外,还出现了把自然科学方法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协同论、耗散论、模糊数等应用于文学研究中的尝试,由此又出现了文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思潮。1985年,武汉、厦门、扬州召开了专门以方法论为主题的讨论会,所以该年被称为“方法论年”。许明与汤学智认为,文学研究思维变革应包含三个要点,即:(一)在理论思维的起始处:“变经验归纳为科学发现”;(二)在理论建构过程中,提倡“模型”意识;(三)在作品文本研究中,加强“精细的”语言分析。他们所呼唤的正是文学研究范式的改变。文学方法论讨论中对规范化、确定性的追求,包括对文学的形式、结构、表达方式的研究,对文学是语言艺术作为研究范式的确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反观我国80—90年代的文艺学研究,如文学人类学、文学社会学、文学价值论、文艺心理学、文学语言学、文学符号学、文艺美学、叙事学、形式美学、文体学等的长足发展,基本上与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艺术两大文学观念和研究范式有关。

　　 在新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在全面清理文艺学学术史的基础上,兼容多种观念和方法实现新的范式革命是文艺学研究者面临的课题。范式转变固然包含着观念和方法的转变,但不能反过来说,新的观念和方法必定产生新的范式。纵观30年文艺学发展,可以看出,尽管我国文艺学在方法甚至观念上已经多样化了,有人用追新逐“后”来形容研究者面对新观念、新方法表现出的热情,但因为有不少观念和方法初始概念陈设(更不用说研究方法)具有家族相似性,如文学人类学、文学价值论共享的人本主义前提,文学符号学、叙事学、文学语言学兼有的语言学背景等,所以真正能成为独立文学研究范式的并不多。甚至一些表面看起来离经叛道的文学观念也难以成为文学研究范式。例如,中国90年代后兴起的解构论文艺学主张切断能指与所指的联系,使语言成为能指符号的自由游戏,虽然以其反基础主义突破了审美主义,但由于明显得自西方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没有脱离索绪尔以来的现代语言学,在大的方面仍然可以归入到文学是语言艺术的语言论范式。只是近年来兴起的文艺生态学所倡导的生态整体主义观念突破了“文学是人学”的人本主义倾向,体现了“生态文明时代的一种新的人文精神,是一种包含了‘生态维度’的更彻底、更全面、更具时代精神的新的人文主义精神。也可以叫做生态人文主义精神。”这方可成为一种新的范式。

　　 三、本土诉求:中国语境意识和问题意识下的文艺学理论建构

　　 90年代之后,中国学者更加关注学术研究的现实语境和本土诉求,文艺学研究反思意识、问题意识得到增强,能立足于中国现实进行思考与重构,这在人文精神、新理性精神讨论以及关于中国文论失语症及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讨论中表现得十分显著。

　　 人文精神的讨论是随着中国步入市场经济,文学从精神价值的立场上后退,文学的神圣性和作为人的精神自由的生存方式面临危机时展开的。与文学批评界聚焦于人文精神的失落的不同,文艺学界对人文精神的讨论更为重视人文精神讨论的独特语境以及人文精神内涵的复杂性。童庆炳在考察了人文精神讨论中倡导者和质疑者双方的观点后认为,二者各有其合理性,又各有其片面性。人文精神的争论是人文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对话和冲突的产物。人文主义者提出人文精神针对的是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失范问题,但是对道德失范问题除了从道德角度考量外,还必须以历史的角度加以把握,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保证社会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去提倡人文主义。陶东风认为,90年代提出人文精神是针对市场经济所导致的世俗化趋势而言的,其核心是从人间回到天国,以终极关怀、宗教精神拒斥世俗诉求,用道德理想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主义拒斥文艺的市场化、实用化与商品化。但是中国的世俗化也有解构正统文化的功能,世俗化在其商品化、市场化过程中还会包含民主化、法制化,包含新价值、新规范、新道德的建构。朱立元提出,人文精神倡导以人为本,高扬人的价值,以抵抗商业主义、物质主义和科技主义,体现了对人性、人的价值的全面关怀,也凸显了人文学科、人文学术领域的精神文化活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重要作用。人文精神讨论提醒人们注意到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开启了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文化批判。但它对人文精神形而上层面的过度关注有陷入理想化和本质主义的危险,与其自身的世俗关怀相矛盾,也未能触及中国当代人文状态的精神机制问题。

　　 钱中文提出的新理性精神是对人文精神讨论的一个推进。新理性精神主张继承本民族优秀的精神文化传统,以新的人文精神来对抗人的精神失落与平庸。新理性精神重新审视人的生存意义,认为非理性与理性一样是人的心理、认识的固有能力,主张将非理性纳入其中,成为一个组成部分。文学艺术是人的精神家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给人以愉悦之外,在铸造人的血肉和良知方面起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还有无可替代的反思和批判精神。新理性精神在文化交流中力图贯彻对话精神,利用其他民族文化中的异质性成分,以补充自己。(24)后来,钱中文进一步将新理性精神概括为以现代性为指导,以新人文精神为内涵,以交往对话确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含了感性的理性精神。这是以我为主导的、一种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实行兼容并包的、开放的实践理性,是一种文化的、文学艺术的价值观。新理性精神立足民族传统和当下现实,将社会批判与文化关怀、文学的审美内涵与文化内涵相统一,为文学理论和人文思想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人文精神和新理性精神讨论批判了市场经济和消费社会的商业主义和物质主义。但是一些学者又走向反面,机械搬用西方社会文化批判理论,对我国的消费社会现状进行批评,而对消费社会对于美学的建设性意义评价不够。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消费时代出现了全新的美学景观与审美课题,大众文化、旅游、时尚、居家装饰、美容、休闲打破了审美与艺术被少数人所垄断的局面,怎样超越康德以来的审美精英主义思路,建构包含人文关怀和公民意识,与当下审美文化相适应的消费文化观念,还需要全社会(包括文艺学和美学研究者)做出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评价消费社会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文艺学和美学问题。吴兴明注意到,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开启了当代审美主义社会批判的美学思潮,如法兰克福的大众文化批判、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的人的分析、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批判等,这些理论如今成为我国评价大众文化与消费社会的重要理论依据与来源,但其有效性却一直没有得到恰当的评估。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中,他是用事实来批判“应然有效性”。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他又用“应然”(共产主义、全面发展的人)来应对事实。当然,对自然法的社会有效性进行历史分析是必要的,它会揭示法形成的历史性,打破法的僵化。但是现代约法的合法性不是奠定在意识与存在的反映关系中,而是建立在交往领域的社会共识和和理性互动关系中。社会批判理论漠视民主、法律的规范性建构在现代社会中的巨大作用,严重低估了西方现代社会体制的合法性基础,法律失去了对社会的整合作用,现代社会丧失合法性基础,对交换领域规则系统、制度文明肯定性的建设意向的探讨变成了对该领域资本强权操控模式的批判,结果审美要求进入交往领域,变成了完美主义、完善论的政治观,向往理性与感性、人与他人、人与自然和谐同一。这种理论的缺陷在于,它的社会学还原导致它与自然法的纽带发生断裂,在理论陈述和社会批判中失去打量法理的规范性视野,以审美主义的价值批判取代法理批判。这样的分析无疑对我国部分学者套用西方社会批判理论来诊断消费社会与市场经济具有惊醒意义。朱爱军认为,有必要对市场经济进行美学观照,因为经济活动与审美活动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经济活动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包括激发人的审美创造力使人类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和精神条件。我们的目标是“审美博弈”作为消解市场经济负效应的有效进路和进行市场经济活动最适宜的道路,在审美旨趣与经济活动的“异质同构”中将二者融会贯通,从“利者选择”走向“美者选择”,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现对人的现实性的“美学关怀”。这就补充和深化了人文精神和新理性精神讨论。

　　 中国学者在世界学术中应该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应该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失语症”和古代文论现代转换问题的提出,表达了部分中国文艺学学者在全球化语境中的身份焦虑和建立自己体系性文艺学的本土诉求。1996年,曹顺庆发表《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一文,指出当下中国文论过于倚重西方理论资源,没有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话语系统。当下的中国文论只是西方文论的附庸和模仿者,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中断和割裂了本土文化的根基和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古代文论传统,陷入表达、沟通的“失语”状态。曹顺庆在提出中国文论失语的同时,也提出了诊治失语症的方案,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其步骤是,首先从发掘和整理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入手,从现代的学术视点出发,对传统文论的重要概念和范畴进行清理,对传统文论的思维、言说方式进行重新审视,对传统文论的内在文化意蕴进行更深入的发掘。由此引起了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问题的讨论。很多学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罗宗强、钱中文、张少康、朱立元、蒋寅、蔡钟翔等人纷纷发表文章表达自己的观点,探讨了将作为一个潜在体系的古代文论从局部理论研究入手,对之进行发掘、整理、重构,使之具有现代形态的可能性。

　　 曹顺庆的思路是在强调传统文论的异质性的前提下来调整和改变现代文论,张少康的观点与之有相近之处。他认为应该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和本根,吸收它的精华;同时深入研究西方文论和我国当代的文学创作实际,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蔡钟翔则提出,对原典的误读或别解,恰恰是创造性发展的契机,所以对古文论进行“改造”,“现代转换”是非常必要的,而“古文论的现代转换,可以先绕开范畴体系的建构这个难题,而从局部性的理论入手,这样推陈出新之路可能走得更顺利,更有效。”

　　 但是,大部分学者并不认可失语症的说法和以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作为中国文论建设路径的方案。钱中文认为,古代文论已经不适合阐释现代文学现象,“我们只能在现代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充分地研究古代文论,把其中的有用成分,包括它的体系和各种术语,最大限度地分离出来,不是表面地使用一些古代文论的术语,而是丰富其原有的涵义,赋予其新义,与现代文学理论、西方文学理论融合起来”,形成当代文学理论的新形态。朱立元认为,五四以来,我国文论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中国古代文论的新传统,并未失语。中国文论的发展应该以这个传统为主,而不是以中国古代文论为本根。还有部分学者更为看重古代文论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意义,而质疑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这个说法本身。蒋寅认为,古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个命题,“与‘失语’说一样,也属于对理论前提未加反思就率尔提出的一个虚假命题。……实在很难理解所谓‘转换’的实质意义究竟何在”,他相信,古代文论研究“首先是以历史研究的型态存在的”,只有在历史过程的呈示中,理论的全部内涵及其背后的语境才能浮现出来,因此,把古文论研究做成“历史”是唯一的途径,它可以通过文献的、个别的、特殊的和本土的呈示,拯救当代文论缺失了的立场,恢复对一切文学的经验,还可以展示中国传统和古典的精华,保护地方性和本土性。罗宗强认为,古文论中的范畴和命题有其产生的文学创作思潮的背景。从文化承传的角度说,弄清古文论的本来面目,也可以说是研究目的。“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古文论研究,求识历史之真,以祈更好地了解传统,更正确地吸收传统的精华。通过对于古文论的研究,增加我们的知识面,提高我们传统文化的素养;而不汲汲于‘用’。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根基,才有条件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这或者才是不用之用,是更为有益的。”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遗产的继承,应注重精神实质,而不应简单地提“话语转换”。

　　 “失语症”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的提出,提醒人们注意理论研究的原创新和本土适用性,启示人们重新思考当代文艺学与中国古代文论之间的关系,促使文艺学研究者运用当代视野重释、重构传统文化资源。由此,我们就不难看出杨义的《中国叙事学》、周裕锴的《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之类著作的开创性意义。

　　 四、盘点30年文艺学:成就与问题

　　 新时期30年,文艺学研究经历了认识论文论、审美论文论和文化研究等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成就突出。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这个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出现了融汇中西,构建本土学术命题的尝试。西方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也走过了先前单纯以阐释为主的阶段,在一定程度上能注意结合本土经验和现代语境,应用新观念、新方法对其进行重释和重构。有人认为,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新形态,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现代性的追求为动力,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充分立足于本土,在现代文论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地自我反思与批判,广采博取中外古今思想文化的有用成分,鉴别创新,形成了一种具有科学的和人文精神的、开放的、动态的、形式复合多样的形态。(36)有学者用“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和超越内外之分以实现新的综合来表示对新时期文学理论30年的估价。由外而内发生于80-90年代,涉及对文学自身规律的研究;由内而外是90年代以来伴随着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和中国步入消费社会我国文艺学重新关注文学和社会文化的关系,包括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等;新世纪以来,不少人认为应该把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让文学艺术与社会文化实现互动与互助。

　　 这些说法值得参考。

　　 进入21世纪,文艺学研究像其他学术研究一样,在表面繁荣的景象下也隐含着一些危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艺学研究对我国文艺学学术传统的清理还在进行之中,对既有学术观念、学术方法的批判性省思还不够到位,尤其是离弃认识论文艺学的强大势能作用,使一些研究者不能有效地汲取旧范式的合理成分,以至于我们的文艺学和文学批评常常习惯于在文学是人学和文学是语言艺术两个大的范式中运思。文艺学发展迫切需要更多的开放性的综合性的观念、方法和范式。此外,现行的学术体制简单地用学术成果的数量来衡量学术的进展和学科的地位,不仅造成文艺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的低水平重复,还形成了浮躁的急功近利的学术研究风气。短平快的研究受到青睐,学术沉潜周期大为缩短,时髦话题层出不穷,学术生态趋于恶化。文艺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薄弱与滞后的状况没有改变

　　 在文艺学基础理论、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几大文艺学版块中,理论创新难度最大、存在问题也最多的是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不少理论研究只是对西方相应理论的引进和搬弄,缺乏本土意识。而能否创造性地建立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关系到中国文学理论在世界上的贡献与地位。但是,如何处理外来的、西方的学科惯例和本土学术资源和文学创作与接受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针对上述情况,把中国古代的理论资源转化为今天的精神财富,把外国的理论资源转化为中国理论的构成要素,可能是一条必须走的道路。进一步说,文艺学基础理论存在的问题可以追溯到文艺学学科建制和文艺学知识生产方式本身。在西方,文艺学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文学理论家或者为文学史家,可以从丰富的文学现象中提升出文学问题,或者为哲学家、思想家,可以从理论思辨中思考文学问题。而中国的文艺学研究受制于狭隘的学科壁垒,缺乏坚实的学术立足点。由于文学史、思想史训练不足,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不足。

　　 2、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存在着阐释和接受视野的西方化倾向,缺少中国学者自己独立的研究立场

　　 西方文论和美学的研究虽然在重释、重构和与中国文论的对话上做了一些富有成果的工作,但在整体上尚是以研究对象为依归的认同式研究视角,缺乏反思和批判意识,更缺乏重构和创造。在对西方文论和美学的评价上也是如此,如对俄国形式主义、巴赫金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前受前苏联影响,要么多有负面评价,要么不重视。而最近30年则受西方影响,多有正面肯定。有人称这种现象为对西方同类研究的“追尾”式跟踪。

　　 3、未能很好处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文化研究拓展了文艺学研究的领域,但文化研究有泛化、时尚化的趋势。一些文艺学研究者觉得从事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吃力不讨好,纷纷转向对大众文化、新兴媒体、全球化等的文化研究,出现了“文学理论研究冷”,“文化研究热”的不正常情况,不少基本的文学理论问题长期得不到应有的研究。所以有论者称文化研究偏离了文艺学应当关注的问题,使“文学理论研究再次面临危机”,“本该深入研究的文学基本问题停滞不前,本该倡导的功能和价值发生了明显的倾斜。”还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文化研究者原本出身于文学研究专业,却致力于以文本研究法去研究影视、广告、消费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后者只是鲍德里亚所说的“仿真”文本,而对于文化研究的民族志研究法以及接受研究等则相当陌生,“长期与这种文本为伍,既远离了真正的现实,也背离了文化研究的实践精神。”这既说明一些中国文化研究者存在着放弃文学研究的倾向,也说明很多中国独有的问题或经验还没有进入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中国文化研究的本土自主化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1)刘再复:《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读书》,1985年第2期。

　　 (2)童庆炳:《文学概论》,红旗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8页。

　　 (3)钱中文:《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4期。

　　 (4)钱中文:《论文学观念的系统性特征》,《文艺研究》,1987年第6期。

　　 (5)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

　　 (6)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版第1期。

　　 (7)陶东风:《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

　　 (8)金元浦:《当代文学艺术的边界的移动》,《.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

　　 (9)童庆炳:《文艺学边界应当如何移动》,《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 

　　 (10)王元骧:《文艺理论中的“文化主义”与“审美主义”》,《文艺研究》,2005年第4期。

　　 (11)朱立元:《关于当前文艺学学科反思和建设的几点思考》,《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

　　 (12)李春青:《关于“文学理论边界”之争的多维解读》,《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13)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页。 

　　 (14)周宪:《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从哲学和心理学看》,见柳鸣九编:《二十世纪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

　　 (15)朱立元、王文英:《真的感悟》,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162页。

　　 (16)陈恭敏:《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戏剧艺术》,1979年第1期。

　　 (17)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 〉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 

　　 (18)钱中文:《论人性共同形态描写及其评价问题》,《文学评论》,1982年第6期。

　　 (19)许明、汤学智:《论文学研究的思维变革》,《学术月刊》,1989年第6期。 

　　 (20)曾繁仁:《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美学观》,《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21)童庆炳:《人文主义的历史维度和历史主义的人文维度》,《文学自由谈》,1996年第2期。

　　 (22)陶东风、金元浦:《人文精神与世俗化》,《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2期。

　　 (23)朱立元:《试论当代“人文精神”之内涵——关于“人文精神”讨论之我见》,《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2期。

　　 (24)钱中文:《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

　　 (25)钱中文:《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东南学术》,2002年第2期。

　　 (26)吴兴明:《美学如何成为一种社会批判》,《文艺研究》,2006年第12期。

　　 (27)朱爱军:《对市场经济的美学观照》,《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28)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29)曹顺庆、李思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

　　 (30)张少康:《走历史必由之路一一论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建设当代文艺学》,《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31)蔡钟翔:《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艺学建设》,《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

　　 (32)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330页。

　　 (33)朱立元:《走自己的路——对于迈向21世纪的中国文论建设问题的思考》,《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

　　 (34)蒋寅:《古典文学研究三“执”》,《学术的年轮》,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27-41.页;蒋寅:《如何面对古典诗学的遗产》,《粤海风》,2002年第1期。

　　 (35)罗宗强:《古文论研究杂识》,《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

　　 (36)钱中文:《文学理论30年:成就、格局与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5期。

　　 (37)童庆炳:《延伸与超越——“新时期文艺学三十年”之我见》,《文艺争鸣》,2007年第5期。

　　 (38)贺照田:《后社会主义的历史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变迁》,见贺照田:《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

　　 (39)董学文:《文学理论研究再次面临危机》,《社会科学报》,2005年10月27日。

　　 (40)赵勇:《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考察及其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