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脊梁

我的父亲没留下一张照片，带着对子女的不舍和对社会的无奈离我们而去。但他挺直的脊梁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

86年12月19号上午10点，噩耗传来，我从单位请假带着在初三读书的弟弟奔回家里。父亲已经停在堂屋左侧的门板上，头上盖着黄色的大裱纸，身体裹着被单静静地躺在那。我和弟弟眼水夺眶而出，任凭怎样地哭天喊地，他无动于衷了。只有裱纸被微风吹着有些许的颤动，也许那是他的灵魂知道儿子回来了。夜里2点多，一口棺材从庐江运到庐巢路边，这是姐姐苦苦哀求，木材公司几个木工加班赶制的。村里的几个人去几里外抬回来，远远就听到姐姐的哭声，撕心裂肺，在空荡荡、静悄悄的山村回响。一挂鞭炮，棺材进门。入殓，抬到大桌子上，下面点上香油灯，摆上蜡烛和香，还放了一个酒杯斟满酒。第二天晚上开棺，掀开裱纸，看到父亲沉沉入睡的样子，慈祥而和蔼，凄凉和悲痛一齐涌上心头。出殡、入土，我们三兄弟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流，二位姐姐哭断肝肠，送葬的人也被感染，纷纷落泪。饱经磨难的父亲只活了50岁就撒手人寰，三个儿子还没成家，母亲伤心欲绝，在巨大的打击下病倒了。

1937年2月18日（丁丑年正月初八），父亲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从呱呱落地，家里就热闹开了。一个月，不管来谁，都热情招待，一个大师傅专门走村串户买鸡蛋，都供应不上来。曾祖父在黄屯又娶了一房，家里长工骑马报喜，他不相信添孙子，当看到马背上报喜的鸡蛋黄滴滴答答流下，他绷紧的脸也释放出灿烂的笑容。已经三代单传，前面生2个孙女，一个还送给人抚养，有男丁出生，可以传宗接代了，自然喜不自胜。到我父亲这辈子是“申”字辈，取名叫申开吧，预示着子孙兴旺，一壶水终于烧开了。祖父从商校毕业，一直跟自己的姑姑们在九江、安庆一带经商，生了2个女儿，和曾祖父闹得很僵，现在儿子的出世，极大缓和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可惜在外不慎得了瘟疫的传染病，回家一边治疗，一边在盛桥小学教书。更不幸的是，1941年3月29日，日本鬼子侵入盛家桥，在夏砾山成立总部，有奸细汇报，高百川领导的游击队经常在我家开会，被日本鬼子叫去讯问，并被毒打，不到一个月就去世，年仅34岁。这年父亲才7岁，就失去了父爱，从此曾祖父更加宠爱甚至是溺爱孙子，七、八岁架在颈子上，任凭孙子的打头、揪头发、扭耳朵，还乐呵呵地笑。

父亲童年过了短暂的幸福生活。六百年前，我的始祖从外地辗转来到板桥这块土地上，到我父亲这代已经繁衍生息了二十几代，我家就在“船形地”的锚湾（后来演变成今天的地名毛家湾）。毛湾离盛家桥只有5华里，背靠夏砾山，山上的草树可以满足人们的柴火，山间有10口大塘，即使是旱年，这里的庄稼也能获得丰收。因此，许多有钱的人都到这里置办田地，当时有10个大地主，我家属于其中之一。经过几代人的积累，我家在徐家塔山有几百亩田，在毛湾也有不少田，盛家桥的澡堂、米行、布行等都有不少股份，临街还有2层14间房屋。在毛湾也买了几亩田做了前厅后院，整个房屋建筑材料为青砖和杉木料，青墙黑瓦，古色古香。父亲在童年过着富裕的生活，上了几年私塾。

时代变革，父亲跌入深渊。1949年，全国解放，由于是地主分子，受尽了凌辱和磨难。三年自然灾害，父亲差点饿死，幸亏奶奶是烈属（奶奶的两个哥哥是红军烈士，大哥还是郎溪纵队的大队长，据说如今郎溪县广场上的雕塑就是他），没人敢歧视，吃食堂回来匀点给父亲吃。1962年，父亲抱养了一个女孩，她的父亲饿死，母亲带着一个弟弟改嫁，这就是我大姐，1963年，我二姐出生。1964年，母亲的预产期到了，父亲和大队长请假一天，哪知道这天孩子没有出生，第二天大队长认为我父亲撒谎，就一阵批斗游行。拖着疲惫的身子和受伤的心回到家里，听到婴儿的啼哭声，父亲抱着孩子大哭，大哥出世了。隔壁的小奶奶过来劝说，你已经扳本了，添个男娃，值得，坚强起来。我是1967年出生，弟弟是1969年。5个孩子，7口人生活，生活极端困难，每年到春季就到处借粮食。母亲心灵手巧，自学裁缝，白天参加生产劳动，晚上熬夜给人家做衣服换工分。一到运动，我父亲就被拉出去游行，晚上召开会议，前面挂一个木牌子，后面背着一个土基，接受批斗。群众义愤填膺，咬牙切齿，仿佛我父亲犯了滔天罪行，与他们有不共戴天之仇，手指着我父亲，大声呵斥，要他老实交代，向人民坦白。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宗族的人，按辈分，我父亲还是他们的叔子、爷爷辈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七、八岁 就开始记事，有一天晚上开会，我也去看热闹，愤怒的人群高喊打倒地主、打到反动派的时候，我也跟着叫喊。当喊道打到某某某的时候，我感到惊讶，以为听错了，好像是我父亲的名字。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挤到前面，仔细一看，真是我父亲，抬着头，挺起脊梁，任人批斗，我惊呆了。我的平易近人的父亲怎么是大坏蛋呢、为什么和人民作对、他究竟犯了什么罪？当看到我在面前，父亲眼泪顺着脸颊淌下，大姐赶忙把我抱回家。批斗结束，父亲被送往林场关押，大姐、二姐在隔壁借了一个马灯，去给父亲送被子，我也死活要跟着。林场离我家3华里，都是田埂路。夜色浓重，树影婆娑，一有风吹草动，我们都吓一身冷汗。终于到林场，转弯抹角，找到父亲关押的小棚。看守打开门，只见父亲蹲在在一个铺着单薄的稻草上，就见到我们来了，踉跄地站起来。我抱住父亲的腿，伤心地哭起来，父亲笑着说，孩子，别哭，爸爸不是坏人，明天就回家。我点了点头，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一生也抹不去的创伤。

父亲有资本主义尾巴，我那时小不能理解其中的道理。家里孩子多，缺衣少粮，父亲想了办法，在自家的院子里种植甘蔗和山芋苗，可以卖些钱补贴家用，缓解经济紧张的窘境。可是这也成了父亲的一大罪状，被扣上“修正主义”的大帽，遭到无情的口诛笔伐，甘蔗和山芋苗被坚决、彻底、干净地铲除。看着自己的劳动果实被消灭，父亲一身长叹。在批斗时，经常被一些愣头青踩上一脚，说是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父亲遭受身体和精神的折磨，几个孩子读书还算聪明，他坚信总有翻身的机会。

严冬终将过去，春天悄悄来临。分田到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分了10亩田地。虽然劳力还比较薄弱，但老少齐上阵，人多力量大，到了收获季节，除了上交公粮，家里粮囤满满的，山芋堆满小屋，头一次看到父亲开心地笑了。我家的成分也由地主改为社员了。上小学最怕老师问家庭成分，现在挺起腰杆，在初二我还入团了，父亲又一次开心地笑了。1981年有政策，没收地主财产的要退回，我父亲哪敢再相信这话是真的，一直没有提出要求，到1984年，政策又改变了，没退赔的就不再退赔。虽然我家没有得到以前在盛桥街上的14间房屋，但父亲一点也不后悔，有得吃，不批斗，就是万幸了！而且可以发挥他的特长，做生意，经营木材，养兔子，很快就致富了。1983年我考上了中专，跳了农门，父亲得意地笑了，我家翻身了。

虽然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但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在那动荡的的年代，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身体很难复原了，86年的11月生病住院，我拿出仅有的100元（我9月才上班，工资每月56.5元）去医院，父亲很高兴，说找回头钱。没想到出院不到三天就与世长辞。

父亲的一生，是多灾多难的一生，是忍辱负重的一生，是坚强豁达的一生。他是一个自信乐观的人，一个不畏磨难的人，一个挺着脊梁的人。他是我的楷模和榜样，影响着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