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当代最重要的思想者，多次入选年度华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

跟北大同学聚会，聊起现在的校园生态，多嗤之以鼻，希望自己的孩子到国外去读书；接着说起年轻人更直接的办法，到香港美国生孩子……有条件的年轻夫妇都希望做香港人、美国人的父母。我们其实明白父母对孩子教育择校择地的考虑具有现实性。

我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已经走向了教育的反面，虽然，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呈增长态势，从招生规模，基本建设，教授待遇，到研究经费，政府对高教体系的关怀“无微不至”；但是，按美国智库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裴敏新的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系统恐怕是中国政府过去10年中投入最多，产出最少的一个领域。”

大学改革虽然热闹一时，涉及大学的人物、事件今天仍是社会的热点。时至今日，中国的大学教育诚信扫地、斯文扫地。这个类似于官场和商场的文场非正常人所能忍受，故有条件的夫妇不惜成本、煞费苦心以求把孩子送到国外。因为在中国的高校就读，4年后不仅学不到真学实术，缺乏创造力，而且极可能会染上中国高校体系中的许多不良习惯。

中国的高等教育，一言以蔽之，是官僚化的教育。这个体系教育出来的人别的不怎么会，但是很会做官。所谓高校体系中的不良习惯，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场的那些套路：工于心计，势利，逢迎，大事不会做小事不愿做……从五道杠到五毛，这些毛病沾染难除。但做官谈何容易，传统王朝科举，数年一考才招收几百人，尚且有很多举人无官可做，只能候补，那种游手好闲成为废人的样子今天还可以在清人笔记中看到。今天的社会每年动辄几百万毕业生，这些“候补官员”多半只能处于失业失意状态。今天的社会已经没有足够的岗位吸纳这些“候补官员”或官员一样的“砖材”。因此，我的朋友毛喻原从负面来定义中国大学：把优秀人才招来集中销毁之地。

这种毁灭人才或官僚化人格现象是普遍的，精英阶层才会“用脚投票”，把孩子送出去，或做外国人的父母，以使自己的孩子成为正常人。而很多从国内大学毕业的生员或“候补官员”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他们没有反思能力，难以懂得自己一生的努力都无能知晓现代文明人所享有人生的灿烂，还以为自己学有所成：自己是乌合之众，是羊群效应中的羊，却以为会思考、研究；自己是被耍的朝三暮四的猴子，却以为懂得生存的策略、利害、爱党爱国之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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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常的高等教育在我国如何落实，显然是引入可行性高的竞争机制。而这一出路，没有政府、舆论和企业家们的支持，当然只是画饼充饥。我们要打造自己的哈佛、耶鲁恐怕此生难见，我们要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恐怕是痴人说梦。

我们知道，今天的社会教育也是毁灭性的，它没有敬畏，缺乏中国人的伦理共识和人生认同；它的教化或认同就是以房子、车子、票子、位子等等约束年轻人，使得年轻人像做作业一样疲于奔命：把命搭在这些唯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消费主义的领域里。人生的本质，自己的命业，自我价值……等等，完全系传说。上海的季蒙先生是一个经典意义的学者和大学老师，他曾感慨博士生都不读原著，对社会和学校的浮躁无可奈何。

在这样的情形中，一个对自己和社会尚有善意真诚的年轻人，一个尚有人格的自我期许的年轻人，应该学会自我教育，应该敢于特立独行，应该知道寻找并尊重异端。这也是我和很多朋友的经验。现代社会有“承认的政治”“承认的生存”之说，从精英到普通人在媒体和技术的支持下极易得到承认，人们很容易出名。但我们应该明白，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一个人的生存成就是不应该指望当下被承认的。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我们要有自知之明。

今天的社会仍跟传统文明的传承一样，“花果飘零”“薪火相传”。我们怎么可能指望一个学生在声称挣四千万再来见他的老师面前感受到文化、生命的丰富呢？我们怎么可能指望一个学生在一个官气十足的大学里感受到人格魅力、感受到知识的美好呢？我们怎么可能指望混世的知识流水生产线上会出产利人利己的人才呢？……真正的人生教化发生在天地君亲师般的氛围里，发生在身体力行、人格示范之中。

我在北大上学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受到过很好的教育，但我要感谢那样一个宽容的年代，给了我自由生长的机会。其中朦胧的青春情感之美、一些老师自身的生存状态对我的成长有着启发意义。我后来为北大百年校庆时写的《想念王毅》曾被一些人谈论，其中就表达了大学成人之道的可能性。中国的大学之道，即在成为君子大人，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王怜花在编《绝妙好辞》时还曾经提到拙文的古典性，而我们知道，没有古典，我们在现代社会的立身处世就会无根。

来源: 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