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敲下题目，就有点不自在起来。为什么会这样？没有在媒体干过的人有所不知，领导一再耳提面命，最好不要涉及美国，即使避不开，也千万不要拿中国和美国去对比，这是大忌。久而久之，形成条件反射，一准备拿中国和美国对比，心里就忐忑。想想，真想一头撞死：什么世道！

　　闲话少说。

　　3月22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我国即将出台方案，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第一种模式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化知识；第二种模式就是现在的高考，即学术型人才的高考。

　　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有海外华人（好像是生活在德国的一位颇有身份的女士）在北京与邓小平会谈时谈到过这个话题，即一个国家的青年人没必要都去读大学，而况有一部分青年人也没有读书的兴趣，让这一部分人学技术，同样会有不错的发展。印象中那谈话就发表在当年的人民日报上，只因年代实在太久，已记不起那女士尊姓大名了。

　　然而转眼又是三十余年过去，我们到现在也不过是“即将出台方案”。可见中国的旧制度包括教育体制是多么顽固。

　　前不久米歇尔·奥巴马访问中国，据说不谈政治等容易引起敏感的话题，只谈教育等都愿意接受的话题，于是联想到自己作过的几则短文，这里把它们拼凑一起，表达一点意思。

　　美国从娃娃开始解放思想，中国从娃娃开始禁锢意识

　　从今年1月14日新浪博客中读到一篇以家长身份写的博文，题目叫《读美国小学五年级作文有感》，而这位家长显然是华人，只是其家庭生活在美国。

　　从这篇博文中可以看到，美国五年级的小学生从接受老师要求作文开始，就与中国同龄孩子不同：中国是一个班级几十人做同一个话题同一个题目，而美国则是要每个孩子自己找题目，他们称之为找课题（project）。我敢说，现在哪个老师在中国小学五年级的教室中忽然宣布：每个学生要自己找一个课题去做，绝大多数中国小学生都会吓傻，至少也会感觉莫名其妙。因为在中国，“找课题”，往往只有对在读研究生以上的人，才有这种要求。仅就这一点而言，中国教育就比美国要求国民独立晚了十几年。

　　更重要的是，这种不同，暴露的是美国从娃娃开始就要求解放思想，中国却从娃娃开始就禁锢意识，而这样做的结果，现在大家都看到了：中国人的独立性差，独立性差的结果是创造性差。美国有一大堆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到今天有几人？即使我们所见到的中国那些有创造性的人也都不是中国教育的结果，除了某些我们一时还不了解的因素外，只能说是上帝要他们有创造性。如果有谁说中国的这种教育也能让孩子成为一个有创造性的人，那真是活见鬼了。

　　其实，中美孩子在思想解放上的差距至少在近百年前中国有识者就意识到了。胡适先生原本有一女儿，名叫素斐，五岁时因骨结核病夭亡。一年半后，胡适在梦中竟梦到了女儿，梦醒后起来即以《素斐》为题还作了一首诗，并且是“一面写，一面哭”。这大约就是人们常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说明胡适思念女儿太甚。

　　胡适在给妻子江冬秀的信中叙述这件事时，还提到一件小事：在美国哥伦比亚，一个旧同学请他吃饭。这个同学有一儿一女。女儿幼小时有病，后来虽然好了，身体也还不是很强壮。胡适去时，她在睡觉，后来醒了，听说胡适来了，“女孩子在床上喊妈妈去，说‘要看看胡适’。我去见她，她不过八岁，坐起来喊我。我心里很感动。”

　　若是在中国，一个八岁大的“丫头片子”，对像胡适这样的尊贵客人去了，大约只能称“胡伯伯”，而直呼其名，要算大忌，一定会被大人当面呵斥。然而，我们从胡适信中不仅看不出孩子的父母认为有什么不该，胡适先生竟然也还是“很感动”。这大约就是不同文化传统、不同人格教育的结果吧。然而，看看当今一些不遗余力宣扬推崇儒家思想的人，巴不得中国所有第一天入学的孩童都身着汉服，都给孔子下跪。这种人真是要祸害中国！有位自称与秋风（即姚中秋教授）很熟的新儒生慕朵生在一家网站的跟帖中直接说：“总言之，不论是谁，只有彻底复古更化，彻底尊孔崇儒，才能实现中国政治合法性之重建。”其“口号：儒家：不主流，毋宁死！”给人的感觉：这人像是疯了。

　　不过，坦白说，尽管自己也认为那孩子没什么不该，也还是想知道美国的孩子为什么就没有中国这些所谓的“家教”？直到这两天，才算是看到了“答案”。3月11日上海《东方早报》上有篇文章，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因到美国访学一年，把孩子也带到美国去上一年学。作者在文章中告诉我们：“有一次，我去参加家长会，惊讶地发现孩子直呼其历史老师的名字，还和他来了一个熊抱，好像是老朋友见面的样子。这种平等、融洽的师生关系，着实令从教30年的我感慨不已。”

　　这一下子解开了自己心中的疑惑。原来，在美国，老师从不高高在上，更没有中国的“师道尊严”一说，而是亲密如朋友。中国的学校、中国的老师为什么就做不到这一点呢？

　　说到这里，又联想到前不久宋彬彬们的道歉。道歉当然是应该的。文革时宋彬彬们的“疯狂”确实值得反思甚至忏悔——而本人当年只有10岁的年纪，居然也贴了班主任凡素洁老师一张“大字报”（约二十年前本人即在信阳当地的报纸上发表过小文章表达对不起凡素洁老师，今天在这里再一次向凡老师忏悔），今天想来简直莫名其妙。

　　可真的就莫名其妙吗？好像也还是能寻到一点蛛丝马迹。我不知道别的班级别的老师如何，只知道在读小学时，特别是读一二三年级，老师只要认为学生的作业做得不好（“不好”包括两点：一是做错了，这往往是算术题；二是写得太难看，这往往指字迹），就常常是一脸怒气地将孩子刚做的作业从作业本上一下子撕掉，而且还往往出现同一个学生一斯再撕的情形。最极端的，有时一堂课，老师居然能将一个学生的一个作业本撕完，然后让那学生回家找家长买作业本去（记忆中凡素洁老师倒不是这样，而是指其他个别老师）。这种情形如果出在美国，我估计不仅家长会要求这老师向他们的孩子道歉，还极有可能会被学校立即辞退。至于老师摔学生铅笔、文具盒更是家常便饭。如果学生被点名叫上去“验板”，或是默写生字，或是做算术题，如果生字没写出来或是把算术题做错了，那就只能站在黑板一边看着重新喊上来的学生如何做，算作处罚。时至今日，五十年过去，自己闭着眼睛还能记起当年上课时教室里常常站着许多学生，甚至站满过道。

　　我当然知道，就像中国亲娘热老子说的，孩子不打不成材，老师对学生的这种严厉确实也是为了孩子们“好”。可是，当我们跟美国的教育一比较，中国的老师、中国的学校，尤其是中国的教育难道不应该感到惭愧甚至羞耻吗？说到这里，有人可能认为我这个作者当年一定是一个学习成绩不好的“坏学生”，半个世纪后跑来泄私愤。错了。本人记得，小学二年级时本人还做过班上的“学习委员”。

　　讲出上面这些，绝非要过分责怪老师，只是想中国为什么是这样一种教育方式？这种教育方式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数年前自己还曾读到过一则短文，说中国孩子画完画，经常问老师“像不像？”而美国孩子则是问“好不好？”别小瞧了这点差别，这些孩子的将来从这差别中似乎就能“注定”他们很大的人生走向，甚至简直就可以说：“两国孩子将来人生的不同走向，或许已隐约地体现在这不一样的‘问’中了。”那么，中国的孩子为何是这样问，而美国的孩子又为何是那样问呢？这就与他们各自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不同有关了。

　　作者讲了自己移民到美国的所见所闻。先是他5岁的儿子进了当地一所美术学校，上绘画班。可没想到，这孩子去了不到5次，就开始叫唤，说不想去了。孩子说：“老师根本不教画画，一点都不教！每次都是给一个题目，就叫我们自己画，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爱怎么画就怎么画，老师一点不管。画完了老师就知道说‘好哇！好哇！’好什么好？！那些美国小孩的画，根本就是一塌糊涂！”后来，这位移民通过亲临孩子班里观察，发现“天哪，那些美国孩子有站着画的，有跪着画的，也有趴着画的，说‘八仙过海’一点不为过。‘八仙’们的笔下所绘，更是不敢恭维：不成比例、不讲布局、不管结构、无方圆没规矩，甚至连基本的笔法都没有”。然而，这位移民由此似乎也明白了，“教”美国孩子学画画，老师往往不设样本、不规定模式，让孩子自由地去“构图”，这样，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范本”，孩子画的画也完全是一种“创作”。正因是这样，这些美国孩子自然也就不会问“像不像”了。而如此培养出的孩子，思维充满创造性和活力，日后才可能是开创性的人才。而中国的孩子，从小就把“像”作为自己最高追求，中国的老师对他们所教的孩子往往也是这样要求。

　　18世纪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在他去世前由他的学生经手出版的《论教育》中说：“在人类的种种发明创造中，有两项可以看作是最困难的：管理的技巧和教育的技巧”，因为“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一个人。人是教育的产物。”然而，“父母和执政者害了孩子。前者只关心使他们的生活能够过得舒服，执政者则把他们当成统治的工具。二者都是从事物的现存秩序出发来教育儿童的。但是真正的教育应当以培养能够适应整个人类美好未来状况的人为目的。这样他们才能创造出这种状况来。”（均转引自【苏联】阿尔森·古留加著，贾泽林、侯鸿勋、王炳文译《康德传》第86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那么通过什么方法才能创造出这种状况呢？康德认为，学校根本不应由国家来掌管，因为一切文明都是从个人积极性开始的，而教育的主要目的只在于教会人们思考。而李大钊当年在接受访问时的谈话中说：“教育只是偏重知识，而忽于使用知识之人格，知识也不过是作恶的材料，这是一定的。所以至少于每小时授课之余，当授以三五分钟的人格教育。”（引自《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第186页，中国人民大学1996年版）而中国缺的恰恰就是这一点。中国的老师们如果懂得人格教育，也就不会出现上面我回忆中的那些情形。

　　美国从幼儿开始搞公民教育，中国幼儿老师向家长要“表示”

　　几年前的岁末年初，一家网站一共给我寄赠了两本书，主要是对本人对这家网站不断发去文章“支持”表示一种感谢。寄来的两本书中一本是周有光先生的《朝闻道集》（自己喜欢得不行），还有一本是《从理念到程序——我亲历的美国大选》，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自己也很喜欢。书中文章大都是国家派到美国考察或叫观摩总统大选的地方官员或学者回来后发表的“观后感”。原本想，这些官员或学者在国内这种体制下熏陶久了，即使出去观摩，回来的“观后感”又能写出个什么“好调子”来呢。然而自己错了。书中不少文章不仅都写得有声有色，甚至可以说对像我这种没有机会走出国门以及国内其他官员简直堪称有启蒙意义。不过，这里还是只讲从书中提到的一件小事看人家社会的公民教育是如何从娃娃抓起的。

　　要举的这个事例，出自《我眼中的美国选举与民主——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观察报告》这篇文章，作者系上海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研究员。作者文章写了几大部分，而第三大部分第6节的小标题是《细微之处的公民教育》：作者在剑桥投票站观察选举的过程中，发现门口有八九个大约三四岁的幼儿在东张西望，并没有走入投票站，这引起了作者的好奇。经观察，原来这些小孩子是在幼儿园老师带领下来参观投票站的。只见老师为孩子们轻声地讲解着这是什么地方，大人们在做什么。

这很令作者感叹：“看着幼儿们清澈的眼神和似懂非懂的神情，我既非常喜欢这些可爱的孩子，又为美国无处不在的公民教育而感慨万千，这大概就是美国孩子为什么从小就知道选举的原因吧。”接下来就更有意思了。当老师告诉孩子们这些人是从中国来的客人后，小家伙们立即七嘴八舌说开了，而且提到他们中间就有一个叫鲍勃的孩子“也是中国娃娃”，可以想象当时孩子们觉得“这是多么好玩的一件事”。再接下来，当作者一行提出要和孩子合影时，只见“老师俯下身去轻声地询问孩子们，是否愿意和中国客人一起照张相？”这时，孩子们开心地大叫OK，但也有个孩子轻轻地说了声No，“于是老师就将他挡在自己的身后与我们合影。”

　　这是一件“小事”吗？也许要算，可也可以说不是。请看作者紧接着写了什么：“所有这一切都在震撼我的心灵，我相信，刚才老师的言行举止必会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刻印象，尊重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观念就在这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之中。”

　　那么，这种“细节”也存在我们对幼儿的教育中了吗？好像没有。不仅没有，说出来还真有点“丢人”，最近每年教师节前，一些幼儿的家长都会在互联网上议论，而议论的“主题”竟是那些做家长的该如何对幼儿园老师进行“表示”……我的天哪！

　　一说起来，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史，而且自古“尊师重教”，甚至有“天地君亲师”一说。老师为学生“授业解惑”，学生打内心感激老师，这好像都是天经地义、太正常不过的事了。然而，当我们看到人家幼儿园的老师是那样地进行公民教育，而我们这里却还在向孩子的家长要“表示”，这哪里有一点“公民教育”的影子呢？一想到此，就不难明白：中国的公民社会离我们还有多么地遥远。

　　中国媒体骂教养是作秀，美国大人以教养对孩子

　　那还是前年即2012年，当时从鲁迅青少年文学奖网转载的一篇网络比赛的网文在众多网站疯传，作者是上海市江苏路第五小学三（七）班杨芷湄小朋友。

　　这篇作文的题目叫《爸爸，请你“跪”下来跟我说话》，读后感觉很形象，很丰富，既不失童真，又值得我们大人学习。总之，一个三年级小学生能写出约1200字的长文章，又写得这么有意思，很了不起。自己在读小学三年级时，无论如何写不出来。

　　文中至少有两个地方写得很吸引我。一处是当杨芷湄小朋友听说在一百多年前的上海，改变市民提着活鸡活鸭上公交车的习惯大约用了二十年，于是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我觉得大人想改变自己，比小孩都难。”

　　在我看来，这个结论至今仍颠扑不破，并且由小芷湄文章中另一处给了佐证。

　　这一处因写得特别动人，忍不住，容我转述一下：

　　2011年10月，小芷湄参加“美国皮克斯动画展”。

　　当时一个阿姨问她：“小朋友，你想问骆大使一个问题吗？”此时骆大使正在跟其他人说话；又因为他是美国大使，是此时此刻最大的人物，很多记者围着他拍照。

　　小芷湄说她怯怯地走到骆大使身后，说：“大使先生，你小学时候功课怎么样？”

　　骆大使惊讶地回过头，用英语说：“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小芷湄回答道：“我这次英语考了82分，妈妈骂了我。”

　　没想到，只见骆大使和翻译单膝“跪”在小芷湄面前。

　　这让小芷湄惊呆了。

　　骆大使讲了十几分钟（为了简洁，容我这个转述者省略骆大使所讲内容），而我们的小芷湄也被他的动作和周围照相机的闪光吓坏了。

　　事后，小芷湄说她没有记住多少骆大使的话，脑海只有他和翻译在她面前跪下来的画面。

　　小芷湄还说她清晰地看到骆大使关爱她的眼神，还有耳边的白头发。

　　当时小芷湄就想，什么时候她的爸爸，也能像骆大使这样可以跪下来跟她说话就好了。

　　后来这个照片上了报纸。大人们讨论很多。有些人赞赏，可也有些人说骆大使“在作秀”。可小芷湄的爸爸一个在美国留学回来的朋友却说：美国大人都这样，这是教养。

　　自己没有出过国，看到这里，不由得联想起先前有那么一段时间北京有几家媒体像是喊了“一二三”似地一齐骂至少令小芷湄这个中国小女孩很热爱的骆家辉大使“作秀”。骆大使来中国后所干的一切，只要是受到人们的赞扬，特别是受到中国普通人赞扬的事，在有些人眼里，统统都是“作秀”。

　　可当你读了这个名叫杨芷湄小朋友不足1200字的比赛网文，就不难判断，到底是骆家辉大使作秀，还是我们有些人有些媒体无耻。至于那些幕后策划者，似乎比无耻还要等而下之，这里不说也罢。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要指责我这是在借题发挥，特别是那些被我戳到痛处的东西。

　　我承认：就是想借题发挥。可有些东西一个劲儿地在那无耻地指责骆家辉“作秀”，又算什么呢？总觉得那些指责骆家辉“作秀”的人比我这种“借题发挥”者也不知要贱多少倍。

　　我有这个自信。

　　中国学校要“听上面”的，美国总统妄想影响教育

　　在人们的印象中，有关中国的教育问题，在每年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都要拿出来“说事”。那还是2010年，人大代表、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在与本省代表讨论时直言不讳：“现在我们招生只要成绩好的就录进来，这样只惟分数，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的，这样的标准已经误了我们几代人了。”还说，“用一个标准衡量过的人，就像机器生产出来的零件，一模一样，但这样一把尺子就把偏才、怪才都给弄掉了，所以现在产生不了钱钟书这样的人。”甚至面对浙江教育厅厅长：“教育要发展，必须要改革。我现在就问你你想不想改？你们有没有紧迫性？若有我就去请示。”

　　可以说，这些话虽不敢说耳熟能详，但不少人大约都听到过，然而，人微言轻，一些普通人“说”了多年，并不起什么作用。现在身为走在改革开放之前省份的省长，又是在全国两会上这样讨论，而且还被媒体刊登了出来，估计应该起些作用。

　　那么这种“国情”又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同样是全国人大代表的浙江绍兴文理学院党委书记王建华是这样跟他们省长说的：“我们现在什么都动不了啊，什么都听上面的，高校不是办学主体，活力不足，没有积极性。”

　　这话很可能正说到了中国教育的“痛处”。中国的教育改革怎么改？我看就先从这位大学的官员提到的弊端改起。先前不少人总是在每年国家对教育应该投入多少银子上兜圈子。其实，尽管国家对教育的投资不可或缺，甚至是越多越好，但更重要的是要尊重教育规律。

　　如何办学、如何治校、如何培养人才，其实与“上面”无关。“校长治校”，“教授治校”，早已被国外认为是行之有效的办学理念，然而，我们所有的学校却都只能“听上面的”。这大概就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最大“瓶颈”，如果不能有效突破，中国的教育改革也只会成为一句空话。

　　笔者知道，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一时半会儿还没有更好的选拔录取人才的方式来代替眼下的高考制度，但这不等于现在的高考制度就没有弊端。事实上，不论是教师、学生还是高考评卷者甚至专家都不讳言我们的教学方式和这种仅仅看重分数的高考制度弊端多多。然而，一年是这样，两年是这样，多年来一直是这样。为什么就不能改变呢？是真的改变不了吗？是真的就找不到更好的选拔录取人才的方式来代替现在的高考制度，还是我们就没有下功夫去找？素质教育喊了多少年了，特别是在小学，喊得最响。可一到中学，尤其是一到高中，一遭遇高考，什么“素质教育”都会败下阵来。一个个学生，还有他们的家长，为了高考，为了分数，就什么也不要了。

　　可全国一代代的青年学生都被这种高考制度压得喘不过气来，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不能引起国家的重视吗？这些年，不少有识之士介绍了多少外国有关在素质教育方面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难道就没有适合我国的？那些高考试卷的出题者，那些教科书的编纂者，那些从小学到高中乃至到大学的“教育大纲”的制订者，就不想着革除我们教育制度以及高考制度中一个又一个的弊端？就不想着如何提高学生们的素质。比如早就有学者呼吁，我们现在更应该强调的是“人”的教育，是“公民”的教育，否则，我们培养出来的一批又一批都是没有“公民意识”的人才，而依靠这样的“人才”又如何去建和谐社会？又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就算全国十几亿人中的成年人都是经过这样高考而读了大学的大学生，也还是不能说我们的社会就成了现代化的社会，我们的国民就真的有了高素质，有了“公民意识”。

　　一个教育制度落后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一个教育制度不公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社会。

　　一个不尊重教育规律、不尊重人思想自由的国家也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

　　再来看美国。

　　即使贵为总统，也不能干涉教育，也妄想影响孩子。只有孩子的家长只有懂得教育的人才有资格去谈教育孩子，才有资格去影响孩子。一位总统，只要把自己份内的工作做好了，就是一位好总统。如果动不动就去“考察”他不懂的这行业那行业，考察后还要讲一些自以为“在宏观上作指导”的话，都是不明智的。

　　总统也是人。一个人所知毕竟有限。一个人在他懂得的事情之外，就只是一个“无知者”，这与身份无关。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这篇文章中就曾引用过这样一句话：“恺撒并不比语言学家更高明”（引自《康德书信百封·附录》第26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在对人的教育这一方面，可以说美国人民是成熟的国民。而在成熟的国民面前，即使贵为总统，在某些时候也会感到自己的渺小。因此，在我看来，如果人类真有“桃花源”、“天堂”甚至是我们理想的“共产主义”般的生活，也一定是美国人民率先得以享受到。

　　在美国，人民并不认为总统就有资格谈教育，这在有些国度简直不可思议。自己半个多世纪前第一次坐进教室，正前方黑板上面雪白的墙壁上就有“伟大领袖”的八个大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教室后面的墙上还有他的八个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十六个字当然并不是说错了，只是由此说明，领袖的影响无处不在，甚至在中国的娃娃身上就已经开始影响了。那就让我们来看看美国人民是如何遏止总统影响孩子的吧。

　　美国在任总统无疑就是奥巴马了。别看他贵为总统，在我们有些人看来，有时寒碜得很。我们从一位在美国宾州州立大学任教老师的文章中看到说，2009年9月8日中午，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全美公立学校在校生发表电视讲话，内容是勉励学生“好好学习，不要辍学”。然而，虽然是总统，还只是电视讲话，但各电视公司不直播，这个讲话只能通过白宫网站向全国公立学校直播。

这如果是在我们这种国度又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不用说，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我们的全体师生很可能都会欢呼雀跃。总统给师生讲话，那是享受多么高规格的待遇呀。如果有哪个电视公司胆敢不直播，那可就是犯了大忌，等于犯了重大的政治错误，那责任人看来也是不想“混”了。当然喽，我完全相信，如果在中国，我们不仅绝没有一个电视公司会傻到这种地步，而且绝对都是争先恐后地把直播系统调到最佳状态。

　　据这位老师在文章中说，数十年来，美国总统居然都面对一个难题，这就是不能主动到公立学校发表演说，尤其不能贸然向全国的公立学校发表讲话，即使是要告诫那些学生们“好好学习”，也还是不行。这在我们中国，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国家的一把手，居然有这样的“难题”，简直就是笑话。

　　可在美国政坛，常见到这样现象，即国家领导人还没有来得及发表公开演讲，这个活动就已经受到社会各方面的诟病了。比如，还是这位奥巴马，后来在白宫接受一名11岁小学生的采访时，兴之所至，告诉他，自己还会对全美公立学校的孩子发表电视讲话，完全忘记了国家领导人不可擅自向全国学生发表演讲的禁忌。结果如何，当这个消息见诸媒体后，不仅立刻受到一些人的质疑，而且从马里兰州到德克萨斯州，到处都有不满的家长表示反对奥巴马对他们的孩子发表讲话。据说德克萨斯州一些持保守派观点的家长更是按捺不住愤怒。怒什么呢？原来他们最担心总统的讲话中含有不适合孩子的政治内容。这些人强调，总统的讲话未经州教育理事会和各地学校的校董事会审核，不能擅自加入教学内容，否则在他们这个州属于非法。尽管白宫一再声明，总统的讲话不包含政治内容，只是勉励学生好好学习，可很多老师和家长仍坚持认为，教育是家长和工作者的事，不容外人干涉。据悉，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曾有两位共和党籍总统到公立学校向全美学生发表讲话，无一例外都受到了广泛批评和无情嘲弄。

　　这真是“国情”不同，或叫“文明的多样性”。我们总是强调政治第一，一切服从政治。再说，作为一国之总统，对学生们讲些政治又有什么呢？可人家认为就是不行。不能让孩子受到政治影响，即使这影响来自总统，也不行。

　　2014年4月4日最后修订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qyyj/article_20140411104226.html